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大文革（上）

【大纪元2017年03月12日讯】一　受难者名单

这是北京大学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总共六十三人。他们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笔者加上引号，因为不认为这应该被称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本文以这六十三名受难者为中心展开叙述和分析。

北京大学文革受难者名单

二　他们是怎么死的？

所有的非自然死亡都是不幸的，但是这六十三人的死亡特别悲惨。 有五名受难者是作为“阶级敌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七个孩子的父亲。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到陈彦荣家中，说他是“富农”，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大附中校内。他们用铜头皮带、木棒和铁条毒打陈彦荣、刘万才夫妇。连续拷打几个小时后，半夜一点左右，陈彦荣被打死。

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一名老年女人。目击者说，她的尸体放在操场上时，有红卫兵骑着抄家抢来的摩托车在尸体上辗来辗去。因为既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在上文受难者人名表格中她被称为“无名氏”。有被访者指出，当时把她抓进北大附中拷打致死的红卫兵，一定知道她是谁。希望他们中有人会良心发现，说出她的身份。

在打死陈彦荣和“无名氏”的五天前，北大附中红卫兵还打死了六十岁的吴素珍，她和陈彦荣以及“无名氏”一样，都是普通的小人物。即使在文革后，他们的被害也从未被媒体提及。孔海琨老人是在北大教工宿舍承泽园被打死的，他曾是国民党军人，孙女是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和孙女同班的红卫兵前来抄家，刺破孔海琨的面颊，用铁链把他吊在树上打死。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孔海琨是唯一被外校来人害死的。

北大附中职员李洁在1966年8月就在该校“劳改队”中多次遭到毒打。红卫兵曾经强迫她跪在一只抽屉里（不能移动），用通炉子的铁条打她，几乎把她打死。1968年，她再次在学校里遭到毒打，这一次她被打死。海淀医院的死亡证书说她的死因是“脾脏破裂”。

温家驹、殷文杰和刘玮三名学生的死亡分别发生在1968年4月19日、 27日和7月20日。那时候，北大两派的冲突发展到了使用长矛和大弹弓（用自行车内胎绷在双层床架子上做成）的程度。拥护北大“文革委员会”的一派掌握较多人力物力。殷文杰和刘玮是对立派的成员，被抓去打死。温家驹是地质学院附中高三的学生，文革烧书禁书关闭图书馆，他因无书可看，偷偷爬进北大书库看书被抓住，且被认为是对立派的成员，在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被打死。

李原是历史系教员，年轻时因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解放前的那个救济单位后被指控为“特务组织”，而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他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房间的屋顶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他的尸体上伤痕累累，一定是被打死的。

除了被活活打死的人以外，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大多数是“自杀”的。看起来是他们自己结束了生命，其实他们在死亡前受到了各种残酷的殴打和虐待，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死因。笔者在《文革受难者》一书前言中写道：“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方式的难以想像的下流和残酷。这种‘自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杀，实际上是被文革谋杀。”①这个论点对北大的受难者来说尤其如此。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是“自杀”者之一。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对文革对象的暴力攻击。学生用棍子打程贤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以及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人，还把厕所的大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7月底，程贤策进了“劳改队”，和中文系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三十二楼的厕所。有一天学生把他的头发中间剃出一个十字型的凹沟。8月24日，北大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红卫兵来到程贤策和其连襟两家合住的单元抄家，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毒打程贤策及其连襟，还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脱不下来。还有一次，他被卷在一条草席中用棍子乱打。9月2日，程贤策带了白酒和毒药到香山树林中自杀。

龚维泰是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在1968年“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指控为“叛徒”，被关押在北大第一教室楼中。看管他的学生睡在床上，被看管的老师们睡在地板上。龚维泰被“斗争”过多次。1968年11月7日白天，龚维泰再次在俄语系全系大会上被“斗争”。他被坐“喷气式”，即由两个人在他身后反拧着他的胳膊，他低头弯腰成九十度角，形状如喷气式飞机。系里一位老师清楚记得，那天“斗争会”上龚维泰被“坐飞机”的时候，身后揪着他的学生，不但用手往后拉他的胳膊，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就在那天夜里，龚维泰躺在地板上，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死亡。

魏璧是年龄最老的受难者之一，五十年代曾在北大华侨补习班教数学，住教工宿舍，丈夫在文革前去世。抄家时从她家里拿走多个书箱，箱中还有她的冬衣。她的儿子因“反苏言论”早已被“劳改”，女儿是协和医院医生，被“斗争”后跳楼未死摔断了腿。她向经济系当局请求发还冬衣未被理睬。她在1969年新年服安眠药自杀。

在六十三名受难者中，有两对夫妇。一对是化学系的卢锡锟、林芳夫妇，另一对是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和他的妻子戴淑婉。从1966年开始，翦伯赞在各种大小“斗争会”上遭到“斗争”，低头弯腰，颈挂黑牌。有一天他被“斗争”六次，他曾经被放在马车上“游街”。他的家被多次查抄，后被驱逐到学校东门外蒋家胡同三号，只有一个小房间，没有厨房。他们在门口放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常来往他家锅里吐唾沫和放脏东西。翦伯赞和戴淑婉在1968年12月18日一同服安眠药自杀，那时他们已经忍耐了两年半的“斗争”，即各种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

除了“自杀”，名单中还有五名在“审查期间病死”的人。稍加了解事实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死归因于文革迫害。崔芝兰是生物系教授，她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后来又被指控为“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一条罪名，是由于她在北大当干部的一个晚辈亲戚“揭发”了她在家中对文革的议论。崔芝兰当时年近七十，她和丈夫在家门前被“斗争”，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还有人揪他们的头发进行辱骂。有一次被长距离“游斗”，她低头弯腰行走，鼻子流血洒了一路。她的丈夫张景钺也是生物学教授，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长时间站立，“斗争会”上竟强迫崔芝兰跪在地上用身躯支撑住她的丈夫。崔芝兰在1969年初发现患癌症。很明显，造成她的死亡的最大原因正是这种残酷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摧残。

从大难不死的人们的遭遇中，也可以了解到文革暴行的残酷程度。陆平是文革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1966 年6月1日成了“黑帮”分子，被挂黑牌戴高帽子“斗争”以及在校园中“劳改”，到了1968年，他被关押在生物小楼中，被吊在大梁上毒打。刘美德是北大附中副校长，她在1966年夏天被附中红卫兵殴打和游街，被剪掉头发和强迫吃污物。红卫兵曾用包了塑料皮的铁链子抽她，当时她正怀孕。一天《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到学校采访，红卫兵强迫她跪在桌子上，一名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摆好架势，表现毛说过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者照相过后，那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她坚持活了下来，但是她腹中的胎儿生下不久就死亡了。

暴力殴打和刑讯监禁在北大校园大张旗鼓地进行。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殴打等，成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常规”使用的暴力手段，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酷刑和折磨：用香烟烧皮肤，用自行车链条打，把钉子钉进人的膝盖，强迫吃污物，长时间不准睡觉，在正午抬头睁眼看太阳，还有罚跪罚站等各种体罚。

三　他们是谁？

文革开始时，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工4,700人，学生8,300人。六十三名受难者，相当于北京大学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也就是说，每二百人中有一个被害死。

名单中有二十九名教师，是北大文革中被害人数比例最高的群组。其中有正教授十二人，副教授一人，讲师九人，助教七名。正教授的被害比例是百分之十。实际上，北京大学的正副教授，在文革中除了一人外，全部受到“审查”，并有111人被定下不同的罪名。

把教师当作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在党的文件和毛的书面及口头指示中明确规定了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中说，文革的三大任务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70年12月18日毛在跟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中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这并非比喻性的说法，真的就是拿教员们“开刀”，杀人见血。

物理学教授饶毓泰在1913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创建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学系，是中国现代物理教育的开创者。他在燕南园五十一号的自来水管子上吊死。向达教授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关押在昌平县太平庄“劳改”，他因不能排尿双脚浮肿，但是学校不准他到医院治病，只给他止痛片吃，结果几个星期后即尿毒症死亡。心理学教授沈乃璋遭到抄家“斗争”，后服安眠药身亡。力学教授董铁宝曾经留学美国，被指控为“美国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他逃出校园在附近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体育教授阎华堂曾担任北大历届全校运动会的总裁判，因肝病住院被强迫离开医院“劳改”，被抄家九次，以致死亡。

文革规定的打击目标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界被定性为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由此全国的学校校长几乎百分之百都被“打倒”并遭到暴力攻击。六十三人中属系级以上“当权派”有二人。一名是程贤策。另一名是崔雄昆，由于崔在文革前曾反对北大当时的领导，所以未被“打倒”，而是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当了北大“文革委员会”副主任。两年后“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掌权，他变成了革命对象，在红湖游泳池自杀。

受难者中有学生九人。除了在两派对立武斗时被杀死的三人外，其他人都被指控为“反动学生”。李人杰是化学系1963年入学的学生。1968年下半年，北大“揪”出了100多个学生中的“反革命小集团”。他遭到指控，被关押在宿舍里。1969年2月13日晚上，看守他的人到锅炉房打开水时，李人杰走出北大，在小雪中走到了清河的一个村庄。在一个马厩里，他把围巾挂在马槽上方的横梁上吊死了自己。他的尸体运到学校后，有人还指着尸体骂“你这个死反革命”，用脚踢他已经僵硬的尸体。全年级还开大会声讨已经死亡的李人杰。他的“反革命”活动是什么？据他的同学回忆，最“严重”的一条是，电台广播了毛1968年12月21日关于“知识青年”要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后，学校里举行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李人杰不参加，躺在床上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一些年轻教师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迫害致死。陈永和是数学教师，业务很强，而且桥牌打得好。打牌伙伴被指控为“反革命小集团”，陈永和跳楼身亡。俄语系助教朱耆泉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反动言论”，“专案组”却不告诉人们他到底说了什么，“以防扩散反动思想”，朱耆泉被关押时从四楼跳了下来。生物系助教李大成信手涂抹，在报纸边上写了“毛主席”而附近正巧有别人写的“打倒”，他因此遭到审讯逼供和“斗争”。他从位于学校中心的生物楼三层动物教研室跳了下来。

六十三名受难者中还有校工。王厚是北大附中的炊事员，在1949年以前当过警察。1968年他为此遭到审讯和“批斗”，他投河自杀。北大附中还有一个炊事员也曾因“历史问题”自杀，幸而未死。

这些受难者并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权力当局的行动，但是权力当局要攻击和迫害他们。文革领导人专门发明了一批新名词：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生、国民党残渣余孽、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等等，作为各项运动的特定的打击对象。这些类别的总称是“阶级敌人”，还用了另一个更加含混的说法叫做“牛鬼蛇神”。每一个关于文革打击对象的名词，都笼罩着一个为数巨大的群体，被覆盖其中的人，逃脱不了被“斗争”、关押甚至折磨致死的遭遇。

近年来有人解释说文革的起因是社会矛盾冲突，比如，有教师和干部对学生不好。从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难者中，没有发现这些人对别人特别不好。相反，在访谈中，人们公认受难者之一张景昭“是最好的数学老师，她把微积分课本都教活了”，也谈到被指控为“漏网地主”的教工食堂刘长顺，为人和气，对来买饭的小孩子特别照应，卖饭卖得快，所以“每次到食堂买饭都愿意排在他卖饭的队里”。对受难者的仇恨和恶意，是文革中被煽动和灌输出来的。

除了死去的人们，北大还有一大批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和各种别的罪名。1969年9月4日发出的北大报告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大教职员工中清出了102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含学生一名）和“地富坏分子”。这个数字占教职员工的百分之二还多。还有更多的人被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等等罪名。还有一批人被“遣送回原籍”。

在六十三人的生命被摧毁的同时，思想和体制方面的“革命”在无所阻挡地继续推行。 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关于北大和清华的长篇文章《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文中把研究“蝌蚪尾巴、果蝇遗传”二者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攻击。现在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果蝇研究对现代遗传科学的发展有极大作用，蝌蚪尾巴的萎缩机理则是上文提到的崔芝兰教授的研究项目。

毛死了近两年后，文革受害者才开始得到“平反”。北京大学平反了1,056件案子，六十三名受难者都得到了“平反”。标准的做法是付给家人丧葬费240元，抚恤费180元，共420元。工人陈彦荣被打死时有六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三岁，因此给了他家2,500元。他的妻子刘万才拿到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呐。”

从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难者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们属于文革领导人规定要打击的某个群体。没有文革，六十三人都是社会中的守法公民；有了文革，就变成了“敌人”。他们被害，有的因素是偶然性的，比如陈彦荣（家住北大附近）、李大成（写字的报纸上有字）。但是这些偶然性因素不是决定性因素。有了毛支持的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力，陈彦荣和北京的数千名和平居民才被活活打死。有了1967年最高层下发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的文件，李大成才被套进“反革命”绞索。造成受难者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文革的既定目标和手段。（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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