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杜拉斯《情人》的不朽开头：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这个“开头”，我不知背诵过多少遍！只要把其中的第一人称“我”变成第三人称“她”，简直就是专门为我“定制”的文字。
因为，“已经上了年纪”的我，在长长的记忆中，不止一次地对“她”说过与上面几乎完全相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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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母亲患癌症接受放射治疗后大出血。一张病危通知，将我从正在赤足劳动的麦田里，唤到南京肿瘤医院。我在那里认识了她。
她也是一个癌症病人，和母亲同住一个病房。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当时才23岁，没有服侍女病人的经历。白天，我羞涩而笨拙地端着便盆进进出出；晚上，疲惫地倒在五张白色靠椅拼成的“床”上，睡在母亲身边。
一天，母亲又出血了。看到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她轻轻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便盆，说：“让我来吧。”
我感激地顺从了她。
听同室病友介绍，她患子宫上皮绒毛癌，已经扩散到脑部，但她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连医生都感到惊讶。
看着被她洗得干干净净的便盆，我注意到她的手背上，红一块、紫一块，布满了吊针的淤血。我不禁心头一热，连声道谢。
“你是男孩，你不方便。”
她安静地朝我笑笑。她的笑，很温暖，很真诚。
从这天起，每逢开饭，她总叮嘱我到食堂去买容易消化的煨面，然后由她一匙匙喂给母亲吃；打开水的时候，她也从不忘记为我们捎上一瓶；她准时为我母亲洗脸、擦身；她告诫我，肿瘤切忌加温，不准我用热水袋给母亲取暖，也不准我带母亲外出晒太阳……
母亲恢复得很快，两星期后，已经能让人搀扶着散步了。
这时，我和她也已经相熟。她说，她第一天看到我走进病房时，塑料鞋上沾满了泥巴，就猜到了我是一个知青。她说她喜欢知青。
“你也是知青吗？”
她点点头。
我想起来了，每星期一次的专家查房：教授在前，医生、助手、实习大夫和医务处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出巡般走进病房时，只有她，与其他叽叽喳喳翘首以盼的女病员们不同，独自一人在静静地看书等待。
我喜欢她的安静。安静的女人，与人为善，明理谦虚，宽畅的胸怀，最懂得珍惜人世的欢乐。
肿瘤医院很美丽，我们常常在医院的柏树林中散步。化疗脱光了她的头发，但她每次在散步前，总会将戴在头上的蓝色工作帽换成一块彩色头巾。我们踏着满地的落英，听着梦境似的小鸟的啼鸣，谈着多姿多采的知青生活。
她的话，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全都记着，我在她身上，清楚地感觉到一种经过磨砺的力量。她听我讲的时候，理解与快乐的目光，使她的眼睛变得又大又亮，仿佛她再没有比我更亲近的人了。
这时候，我觉得她很美。有人的美是大自然的恩赐，但她的美，是她自己创造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她过去的生活，我也不想去问她，我只觉得能和她在一起，很快乐。和她谈谈说说，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远远地看看她，或者想想她——只要近在她的身边，我就很满足了。
她的一举一动的背后，总像有种无形的力量，在改变着我。有时，我发现，我在她面前，主意越坚定，讲话的口气却越是柔和，我又发现，她对我越关心，越体贴，我却对她越是敬重……
入冬的时候，经过反复检查，医生同意我母亲出院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时候，她是那样的替我高兴。
她从枕边拿出一个小布包，递到我的手中，说：“留作一份永远的纪念吧。”
我打开包，一条彩巾是她送给我母亲的，一双棉鞋是她送给我的，棉鞋里还塞着一双棉袜和一副手套。
刹那间，我内心一阵潮涌，我拼命咬着牙，不让泪水涌出眼眶。
“冬天了，乡下用得着。”
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拉过我的手，端详着我。
良久，她沉静地对我说：“恐怕我不会活多久了。”
看着她最近迅速浮肿起来的脸，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我哭了。
她是不会死的！她一辈子所做的准备只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她本身能够发光，她不怕走在暗处。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仿佛要抓住那即将逝去的生命。她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仿佛要说出一句话，又彷佛要把所有的话都说完……
我和母亲回家了。两个月后的初春，我陪母亲重回南京复查时，知道她已经去了。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静静的医院里很多地方都叫人触景生情：我们有过温存的话语，几乎接近爱的表白；有过美妙的时刻，在我们之间结成温柔纤细的绳结。可也许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是我的想像。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刻骨铭心的：这就是她留给我的全部感觉。
或许，这种感觉，就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爱。
不知是化疗曾经毁坏过她的容貌，还是美好的感觉始终在滋润她的面庞？我至今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她美丽的形象，永远留驻在我的记忆之中，像春天里悄悄绽放的花、静静生长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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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