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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诒心:作为地主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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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2月12日讯】在五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是父亲从内蒙劳改回来后的第二年(1958年)出生的。母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工地上孕育了我,并且在没有医生护士接生的条件下,独自一人把我生下来。母亲因劳累过度,加上严重营养不足,我出生时头大身小,给人的感觉是个畸婴。

母亲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林姓有钱人家。外祖父是南洋富商,在马来西亚有橡胶园和商铺,在家乡也置有很多土地房产。母亲是林家唯一的女儿,美丽聪明,勤快懂事,深得外公外婆疼爱。父亲九岁丧父,十三岁失母,靠哥嫂抚养。那年父亲参加文昌县升中学会考,名列第一,名声大噪。抗战期间,父亲报考了黄埔军校,后在国民政府机关工作。五二年海南岛土改,外公家被定为恶霸地主,家中财产全部没收。外公外婆在恐惧中撤手人寰,可怜的小舅舅顶替地主之名,长期管制监督劳动,备受精神和肉体折磨。

我家的命运更惨。虽仅有几亩地,但因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事,被定为地主,并以反革命罪被捕,押送到遥远的内蒙古蹲监做苦役。母亲当时正怀着我大姐,凶残的民兵将其双臂捆绑起来,吊在树干上毒打。在此惨酷状态下,大姐难产出世。自己是地主,娘家也是地主,母亲既不敢回娘家,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外婆家。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被斗是在村子的祠堂里。那天下午,我和小朋友到祠堂去玩,突然听到祠堂里传出雷鸣般的叫骂声,我们一窝蜂般拥过去看热闹。啊!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名民兵揪著父亲的胳膊,头压得很低,黑压压的人群挥着拳头,愤怒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反革命分子低头等认罪!”疯狂的叫声仿佛要把父亲的身躯撕碎。我先呆了一会儿,接着大声哭叫着冲到台上,抱着父亲的双腿,一边哭喊“不要欺负我爸爸!”一边用力抠开揪著父亲胳膊的民兵的手。

祠堂里的人群一下子被我突然的哭闹声弄楞住了,整个会场一时鸦雀无声。片刻沉寂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突然一声狂叫:“把这狗崽子赶出去!”同村一个高个子民兵走上前来,用力扯开我紧抱着父亲双腿的手,像老鹰拿小鸡一般拎着我的胳膊就往祠堂外走。

那民兵把我夹在腋下,我哭喊著,挣扎著,用沙哑了的声音凄惨地喊著:“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我被那民兵扔在村口的沙堆上。他恫吓我,如果我再过去,他们就会将我和父亲一齐宰了。我踉跄著走进家中,母亲正用手巾擦拭自己红肿的眼睛。我猛地走上前扑在母亲怀中,哭诉父亲正在祠堂被人欺负。母亲紧紧抱着我,一边为我拭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孩子甭怕。爸爸会没事的,会回来的。”

从此之后,父亲几乎每月都会被背枪的民兵带到外边批斗,回来时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每当这时,母亲就上山采摘苦楝树叶回来煮水,用毛巾醮著热腾腾的苦楝水,流着眼泪,轻轻地敷父亲被民兵打的伤口。在我们这个一千多人口的乡里,就有几十名像父亲这样被定为五类分子的人。最后能平安捱到今天的,除了父亲,似乎已看不到第二个了。父亲既是中国那段残酷历史的受害者,又是那个畸型时代的见证人。父亲能活到今日,那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比我小三岁的妹妹突然发高烧,躺在床上。母亲中午收工回来,见妹妹病得不轻,想留下来照顾妹妹。下午出工哨响了,母亲向生产队长请假,那凶神恶煞不但不同意,反而气势汹汹地训斥母亲:“你这地主婆想不劳动,做梦!我们今天就开会斗争你和你的反革命老公!”母亲只好将我叫来照顾妹妹,我答应会看好妹妹的。母亲用手摸摸妹妹的额头,噙着眼泪扛上锄头走了。我照着母亲的嘱咐,定时给妹妹喝凉开水和在她额上敷湿毛巾。妹妹的烧退了,起来走动了。我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便跟着小朋友上山骑牛玩去了。

傍晚我从山上回来了,看见一大群人围在我家大门口,我顿感不妙。进了屋子,只见妹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旁边是一位脖子上吊着听筒的医生模样的人。二哥和父亲一动不动地呆在一边,楞楞地看着妹妹,母亲和姐姐跪在妹妹身边哭成了泪人。我立即意识到出事了,冲过去紧紧地抱着妹妹,一边嚎啕大哭叫着妹妹的名字,一边猛摇着她的头。我不相信刚刚还下地走动的妹妹真的会这么快离我而去。我感到妹妹这个样子是我的责任,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亲人,我没有看好妹妹,是我害了她,我无地自容。

过后才知道,妹妹是在我出门之后,跟几个小朋友到村头的水库边玩,不小心滑进水里。其他几名小朋友也都跌入水库中,但他们很快被大人救起,而妹妹因为是地主的孩子却始终没人愿救。还是母亲听到呼救声后,才跑过来捞起妹妹。因落水时间太长,妹妹在捞上岸前已涨著肚皮浮上水面。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一家人低着头,默默地守在妹妹的身边。妹妹涨得发圆的肚子上驮压着一包重重的沙袋,惨白的脸上睁著一双凝滞的眼珠,一动不动。受沙袋挤压,肚子里的水不断透过她那张开的嘴巴,丝丝往外冒。父亲紧紧握著母亲的双手,仿佛在无声地安慰母亲。医生说,没希望了,要父母准备后事。可我们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眼巴巴望着妹妹离去,一家人痛苦地在祷告著,希望妹妹能够醒来。

到了第二天凌晨,哗啦一声,妹妹肚子里的水连同胃中的食物,突然一股脑儿被全部吐出,涨圆的肚子也一下子瘪下去了。只见她翕动着嘴巴,嘤嘤了几声。不知谁在大喊“醒来了!醒来了!”顿时我们都围了过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真的出现了,妹妹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骨碌碌地滚动着。她醒来的第一声就是问“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为什么你们都围着我?”母亲热泪直涌。穷人家的孩子命最硬,妹妹终于逃出这次大劫难。不然的话,我将会遗憾终生。

1965年秋,我上小学了。母亲用南洋亲戚送的澳洲面粉袋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衣。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来到校园门口,母亲叮咛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然后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便回家去了。

告别了母亲,在我刚跨入校门的时刻,几块泥巴突然从侧边向我袭来。我转身一看,几名比我稍大的孩子,一边兴灾乐祸地拍手称快,一边叫喊著:“快来打地主仔呀!”他们也学着自己的父母,用斗争我父亲的手段欺负我!上学第一天,我便尝到受人无端侮辱的滋味。我紧攥拳头,不顾一切地朝骂我最凶的一个小孩扑了过去。那孩子冷不防被我摔倒在地。我俩抱在一起,在地上厮打、翻滚。另外几个孩子一齐围拢过来,狠扯我的头发,撕我的书包。厮打。

正当我寡不敌众的时候,母亲突然出现了。她一边大声喊著:“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一边张开双臂护住我。群殴我的顽童忿忿走开,嘴巴不停地嚷“打倒地主婆!”

我脸上被抓得道道血痕,胳膊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新衣服被扯掉纽扣,新书包被撕断带子。看着受委屈的我,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冰冷的泪水落在我的额头。我虽年纪尚小,但完全明白此刻母亲内心的痛楚。

小朋友不懂事,很难怪他们,但那些为人师表的先生们却连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也没有。从上学第一天起,我尊敬老师甚于自己的父母。在父母亲面前,我有时会撒娇淘气,可在老师跟前,我却是恭恭敬敬,百依百顺。我敬重老师,老师却视我为草芥。在学校老师的心目中,我是天生的下等人,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谁都可以肆意凌辱我。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来了个姓林的教师。他得知我是反革命的子女后,把我列入另册,看不起我,冷落我,把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讲课谈到阶级斗争,一定要把我父亲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让同学们耻笑我。他有个三岁的女儿,常带到学校来。他讲课时,常常叫我到课堂外边替他看小孩子。有时上课时间,他竟要我出去扫地。有一次这个小女孩在教室门前拉得满地屎尿。当时我正在听别的教师讲课,可这位林先生却走进教室,要我马上出去将他儿女拉的尿屎清理干净。我明知他是在欺负我、愚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清楚我与其他小朋友的处境不同,不能有丝毫反抗,必须咽下这口气,必须逆来顺受。那时,我几乎被他当成一名童奴使用,稍有不依,除了遭辱骂,有时还挨耳光。学校曾是我日夜渴望的地方,后来却变成了我惧怕、憎恨之地。初小毕业时,我竟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

我二哥性格沉静,非常聪明。小学毕业时,学校推荐他报考海南最好的中学——海南中学。他考上了,那可是千里挑一,但终因父亲是反革命,录取通知书被大队干部扣压。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回乡当了农民,二哥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关起门来哭了几天几夜。限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接受教育,逐渐消灭这个反动阶级,是毛泽东的既定图谋。六十年代初刘少奇掌权时,阶级斗争暂时淡化,我大哥才得以顺利上了中学。相对我们几位弟妹,大哥是个幸运者。二哥、姐姐和我虽然都有读书的天资,却也只能读完农村的小学,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

二哥失学后,父亲鼓励他振作自学。二哥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人生大目标——像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发愤学习,将来成为作家、诗人。白天参加生产队繁重的劳动,晚上挑灯夜读。那时大部分乡村人都是文盲,要找一本书相当不容易。二哥无论是到亲戚朋友家,还是到外乡修水利,只要看到书就借来读。有时候偶然在垃圾堆上捡到一张别人包东西扔掉的旧报纸或旧杂志,也如获至宝拿回家来慢慢细读。我家原有不少古书,父亲戴上地主反革命的帽子后,害怕惹上麻烦,除了留下一本王云五编写的四角号码字典外,其他书全都烧掉了。父亲留下的这本字典成了二哥的良师益友,也使我受益不少。二哥一有空就捧著那本厚厚的字典翻来翻去,即使被调派到外地当劳工,也把那本字典带在身边。这本上千页的字典,二哥耳熟能详,无论你问那个汉字,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那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怎样解释。直到现在,这本字典还一直陪伴着二哥。

二哥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写的读书笔记可能有几大箱。二哥每天都坚持写日记,那记录着他一生辛酸苦辣在日记本,相信他至今仍收藏着。二哥表面文弱,内心刚强。他不满社会的黑暗,用手中的笔进行无声的抗争。二哥写过一本反映生活现实的书稿,在床下墙角藏来躲去,生怕被人发现。我那时年幼,读不懂他写的这本书。母亲说,主要内容写的是一对出身反革命家庭和地主家庭的青年男女,不满血腥的现实统治,冲出樊笼追求真爱的故事。这样一本书稿若被其他人发现,那可要大祸临头,轻则被判罪坐牢,重则会被枪毙,而且株连全家。后来父亲常被抓走游街批斗,形势越来越紧张,母亲害怕民兵抄家时将书稿搜出来,就劝说二哥将书稿焚毁了。二哥花费多年心血的劳动成果,在这一刻间付诸东流。

不知不觉间四年过去了,我在乡间读完了初小。这四年与其说是上学,不如说是胡闹。上头号召停课闹革命,我们乡村小学的校长也野心勃勃想趁机大干一番事业。他和那位姓林的教师一道,乘我们反革命家属不敢反抗之机,侵占我家祖宗留下的土地。他们要我们这些小学生开荒,毁掉我们家的果木树林,强占了我们仅有的几亩土地。四年的初小,我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老师的教育近乎虐待,同学无端侮辱,我几乎是在诚恐诚惶中度过每一天。我想永远离开学校,我不想看老师那凶神恶煞模样,不想听同学唤我反革命仔。我将自己不想再上学了的念头告诉父亲,想不到被父亲狠狠扇了几个耳光。父母亲把我们五个孩子当作他们的希望,最痛恨的就是我们说不想读书。尽管他对那个年代那种制度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坚信读书必有用。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五期)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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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2 11: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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