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2月27日讯】近日，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的心理问题严重’，仅有12%的受访者认为‘不严重’”。从“74%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心理咨询服务并不便利”来看，这些人或其亲属、好友似乎都曾有过因患心理疾病而求医问诊的经历。
仅这些数据就足以表明，为数不少的国人都已发现，生活在这个畸形、扭曲的社会中，自己的心理也难获健康。然而，与受访者感觉不同的是，报告的撰写者却得出了“绝大部分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结论。其依据是“非农村人口整体好于农村人口”；“女性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略高于男性，25岁至45岁年龄组的群体素养高于其他年龄组，东部地区略高于中西部地区”。
且不说，这样对比下来，真正心理健康的中国人就只剩下25岁至45岁、生活在东部城市的女性了。仅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比中，也不难看出，体制酿造的不公早已对国民的心理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中共窃政后推行的“户籍制”直接将农村人口沦为二等公民，即便进城务工，也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在暴政的淫威下，在中共发动的暴力革命的薰染下，中国不少男人也成了对女人施暴的好手。大陆某网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家暴”。另据大陆妇联统计，“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每年有15.7万女性自杀，其中60%是因为家暴”。尤其是农村妇女，其“自杀率为城市的3倍”。若非其心理健康长期无人照管，她们又怎会无助的走上绝路？
至于说，25岁至45岁的年轻力壮者心理比较健康，则更是废话。若正值壮年都能产生心理问题，那么中国这个社会还能住人吗？若生活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老百姓都不觉得身心健康、精神愉悦，整个中国岂不令人感到诡谲、邪门？实际上，探讨心理问题“严重”与否就已在表明，如今中国，恐怕没有人的心理是真正健康的。
从公交车司机频遭乘客撕扯、殴打，直到酿成公交车坠江、全车乘客死亡的惨案就足见一斑。还记得那篇《我们不在一辆车上》写道，“司机、乘客、以及那个发飙的中年妇女，看上去是他们彼此厮杀，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受害者”；“仔细想想那个撒泼的妇女，甚至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谁又敢保证，下一个发飙的不是我们自己？”
这些描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国民随时都会撒泼、发飙，甚至展开厮杀、几乎人人都心理失衡的中国社会。显然，这样的社会在崇尚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古代是难以得见的。仿佛从共产主义、斗争哲学席卷而来时，中国人人性中的恶就被唤醒，良知、善念被一点点侵蚀。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不仅体现在行为上，从话语中也能反映出来。《解体党文化》曾有记载，“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该书还举例说明：在公共场所购票，如果你说“请你排一下队”，很可能被骂“关你屁事！神经病！”家长教育孩子时也会说，“作业写不完，看老师明天不收拾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你！”还有人张口即来，“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会看哪？！”“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干什么去了？！”
“一言不合就××”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语。若行动是基于语言的刺激，那么语言则是由意识生发而成。不难发现，中国人的发飙、厮杀亦或“刀子嘴”，归根结底都在于“斗的意识”。而不能否认的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选自《解体党文化》）。意即，“斗”原本就是中共的邪恶基因之一。
既然有暴力、争斗和厮杀，自然有惊恐的屈服于暴力的人。而上述国民心理报告也正好提到，90%的国人知道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但对“惊恐障碍”的知晓率却不到50%。可见，中国人对强权暴政以及这个暴力社会所产生的恐惧，已让自己意识不到了。
《解体党文化》曾揭示，“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而“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来得到极权者和上司的恩宠，像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
在中共的高压和洗脑教育下，中国人对自己内心的病态已浑然不觉，因此只能通过攻击别人来获取安全感。能斗的根本无法自控，被斗的时刻都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一旦受辱者内心产生了愤恨，也随即会加入“斗”的行列之中，成为“下一个发飙”的人。只要不活在新闻联播、官方报告中，我们就会发现，国人内心的病态已积重难返。要想被治愈，惟有从精神上觉醒，即看清中共的嘴脸、挣脱被其打造的心牢。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