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6月01日讯】如今，中国的“儿童节”已成为专家们集中讨论儿童受害问题的节日了。就在这个“六一”来临之时，“2019年首届儿童保护高峰论坛”历时2天，在河南郑州高调举行。利用孩子们过节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让孩子们摆脱魔爪，这到底是在作秀，还是在暴露一个国家道德、法治的全面倒退？专家们的奇葩论调就是最好的回答。
他们认为，儿童性侵犯案件“在中国虽然发生率较高，但真正被报告的数量极少”，不过是因为“儿童自我揭露”受到阻碍。而“儿童及其家庭”不敢去揭露的原因又在于“严重缺乏性知识”。包括后面谈到的“儿童的恐惧，儿童羞耻感，儿童尝试揭露的家庭负向反馈”等原因都与孩子自身的内心不够强大有关。
孩子是一个社会最弱小的群体，他们的体能和心智明显不如成年人，这样的基本常识还需要专家开会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吗？更何况，孩子是弱者，就活该受到侵犯？若是这样，那些利用孩子们的胆怯、恐惧、羞耻感来实施侵害的禽兽们倒显得无辜了？
这不禁让人恍然大悟，中国所谓的“儿童保护论坛”，原来就是一群听命于上级的无脑专家们，迫切的想要为禽兽们辩护的耍流氓大会。而他们的上级，或许就是禽兽、流氓中的一员、甚至是大佬、头目。否则，就不会给专家拨款，勒令他们为流氓禽兽们洗白了。
正因为专家们是受钱驱使，旨在完成任务，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受侵害儿童，说出的话才会出现最低级的逻辑错误。比如，性侵案“被报告的数量极少”，那么专家们又如何得知“发生率较高”呢？大量的儿童性侵案若未经审判、报告，又如何被确认是真实发生过的呢？假如连“发生率”都知道，但案子却不能公之于众的原因又是否与隐瞒、包庇有关？
有专家用一句话就搬起石头砸了所有人的脚。他认为，“多问（受害孩子）几句话，就能更接近真相”。如此看来，只要询问方法得当，儿童的恐惧、羞耻感等任何障碍都是能被突破的。更何况，只要发生在校园里的性侵，惨遭校长、老师毒手的孩子往往不只是一、两个，她（他）们未必都那么胆怯，其父母也未必都没有性知识。但关键问题是，大量的禽兽校长、流氓老师为何到如今仍未遭到曝光和审判？为何性侵孩子的罪恶，仍在中国大陆有恃无恐的发生？
就连专家也不可避免的提出，“法律上，建议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严惩打击施虐者”。那么，为了打击施虐者，有关部门又是如何完善法律法规的呢？就在郑州开论坛之时，上海16家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该《意见》指出，鉴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再犯可能性高”，因此“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领域”的“应聘人员应强制报告性侵犯罪记录，用人单位对此负有审查和筛选义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教育机构、托育机构、福利机构、培训机构里的禽兽教师、医生、教练、保育员、保安、门卫、驾驶员等不再被录用。
然而，上海市检察院却有领导指出，其实“我国《刑法》规定了从业禁止、禁止令等制度，相关行业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也有关于从业资格的限制性规定”，但却“普遍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无法有效预防犯罪”。
这就奇怪了，连《刑法》都震慑不住的犯罪，多出台一个《意见》就能发挥作用？司法机关都做不到的事儿，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部门能做到？更可笑的是，最后还得由检察院来“进行法律监督”。然而，对于“执行、监管不力的情况”，检察院也只能通过制发《检查建议书》等形式来进行督促。显然，这种力度根本就无法制止凶手“再犯”。
领导们紧盯着“再犯”不放，难道就没想过对“初犯”处理的咋样了？未成年人身边的那些披着羊皮的狼，即便是初犯，也曾不止一次的将黑手伸向了孩子。能供职于公立学校的教师以及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有些“来头”的。不是有教师在东窗事发后，公然叫嚣“我教育部有人”吗？这或许才是大量孩子遭性侵，但被报告、被审判的禽兽人员却极少的关键原因。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司法不敢审判的，也就只有中共的党徒了。
因此，我们甚少听说，顶着党员干部头衔的校长在肆无忌惮的性侵孩子后，能被依法送监的。某幼儿园园长的丈夫，即便不在幼儿园工作，不是也能带着一帮流氓、直接就在教室里猥亵儿童吗？即便在安装了摄像头的情况下，警察也能帮著作伪证，说“监控无法使用”、“硬盘损坏”、“录像无法调取”等等。在一个连执法者都枉法，连管理者都作恶多端的社会中，被其掩盖、包庇的罪恶能被预防、制止吗？
作恶多端的中共凌驾在法律之上，作为中共的御用工具，中共司法系统能独立依法办案？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党官们利用权力作奸犯科、奸淫掳掠，岂不就成了家常便饭？一边肆无忌惮的糟蹋孩子，一边又高谈阔论说要保护孩子，他们不是精神分裂，就是实实在在的流氓恶棍了。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