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7日讯】什么是市场经济？最简单说就是：利人而利己（通过为别人提供利益的方式而获得自己利益的满足）。请注意，这句话包含着两个规定性，第一，利己，这是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天生具备的内在的动机；第二，利人，这是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必须遵守的外在的规则。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双向压迫，一个方向，是否定利己的正当性，这个否定来自于儒家思想；再一个方向，是否定利人”的必要性，这个否定则来自于民间世俗习惯。
在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时，大家对于第一个压迫注意得较多，但对于第二个压迫则注意得不够。中国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古话，我认为是最集中地表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压迫，这句话就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类似的话还可以找出很多，比如人无横财不富，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等等）。
这句话是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引用阳虎（孔子同时代人，曾主政鲁国）的话（见《孟子· 滕文公上》），从上下文看，孟子是同意阳虎的这个判断的（不是说孟子主张应该这样，而是说孟子认为事实是这样）。
站在第一个方向理解，这句话自以为是（其实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质的揭露，是对世人的警示，是打击市场经济的根据；站在第二个方向理解，这句话则是商业秘密，是经商成功的心得。
两个方向的压迫，从意识形态和道德修养上看，是来自于两个对立的极端、两个相互距离最远的层次（最高和最低），一个是舍己利人，一个是损人利己，但在实际的作用上，所造成的后果却是一样的（而且互为因果、互相强化），那就是阻碍、破坏和遏制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和发达。为了消除损人利己，儒家的药方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别说发展市场经济，而是要将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动力（利己）釜底抽薪，他们以为釜底抽薪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眼睛只盯着釜底，功夫只用在了抽那总也抽不完的薪，釜上面如何，他们就不愿意管，也顾不得管了。接受他们思想的统治者，功夫就用在了抑商甚至于灭商上。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追求个人利益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在利己者一没有通过利人的方式的合适通道，二没有必须通过利人的方式的强制监督的情况下，商们不奸也难。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可以说，大家对于消除第一个方向的压迫，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比较有效的动作。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消除第二个方向的压迫，观念上的觉悟和行为上的实施，还远远不够。而且，因为第一个压迫的消除，第二个压迫就更加剧烈和肆无忌惮。前面说过两个方向的压?O互为因果、互相强化，是指在各自的根据上，从实际的作用看，它们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现在很多人看到来自第二个方向压迫的种种现象，并身受其害，他们不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道德、立法和执法）发展不够的问题，而误以为就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像九斤老太一样，总是对人心不古而忿忿不平，怀念起第一个方向的压迫来。
对于市场经济利人而利己的本质，现在大家公认的最经典的论述，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1723-1790年）的看不见的手。 其实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就说过：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见《论语· 里仁》）。
有后人（对于现在来说也是古人）将孔子这段从反面论述的话，改为从正面论述，就是流传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增广贤文》）。
中国的悲哀在于，决定历史走向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一直都不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这个道，是什么？在哪里？在舍己利人和损人利己的两个极端之间，一向以中庸之道而自诩的中国，却背离了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最重要的中庸之道（既不是舍己利人，也不是损人利己，而是利人而利己）。
这个道用今天的观点看，很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是带领中国上了这个道。孔子的思想比史密斯早出了二千多年，史密斯所说到现在，不过二百多年，孔子所说早出了整整十倍。可惜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的十倍，更不是其发达程度的十倍。刚好反过来，中国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二百多年比，只是它们的十分之一。
转自《联合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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