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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6日讯】三、 树立了一大批错误的敌人
江泽民把本与政治无关的法轮功修炼行为当作敌对行为，把本是良民、顺民的法轮功修炼群众当作政治对手，从而树立了一大批错误的敌人。
１、法轮功的人数到底有多少。中国官方说有200多万人，法轮功自己说有上亿人。一些外国记者说，估计实际人数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大约有三、四千万人。到底有多少人，恐怕永远无法搞清楚。但有一件事实可以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实际人数情况。据新华社内参在1999年８月的报导，北京市政府统计，全市法轮功修炼者人数有3.7万多人。但2002年初同一内参的报导是，经过半年多的从新摸底排查，到2001年底，法轮功修炼者还有3.4万多人。这一内部数字反映，要么是1999年的数字严重缩水，要么说明江泽民的三年镇压是劳而无功，作用甚微。
２、法轮功修炼者由什么人构成。在中国国内，多数修炼者是一般农民和工人，普通干部、党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其中离退休人员、妇女和体弱多病者占较大比例，另外还有少部分人是中高级干部、公务员和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既有社会底层人员，弱势群体，也有社会中间阶层人员，还有社会上层人员，强势群体。在国外，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传播法轮功。修炼者中以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居多，同时也有不少欧美白人。这些人多属社会中等阶层人员。
３、法轮功修炼者的性格特点。在修炼法轮功前，多数人都厚道善良，遵纪守法，循规蹈矩。修炼后，绝大多数人不仅身体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而且心性普遍提高，日益放淡个人“名、利、情”，对社会阴暗面持冷静、清醒、理解、宽容看法，对社会的不公、自己的不幸也抱忍让、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是一群将个人心性修炼放在首位甚至唯一位置的人，他们不关心社会制度怎样，不关心政治状况怎样，更不关心哪个人当党的总书记和国家的主席，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党者、对最高当权个人都是日益更加“温、良、恭、俭、让”的人群。
４、法轮功修炼者怎么就成了江泽民的敌人。法轮功修炼者生存和生活的主要甚至唯一宗旨和目标就是修炼法轮功，而这种修炼对国家对社会对政党对他人都是无害的。但若有人禁止其修炼，甚至利用权力进行镇压，修炼者当然不会同意、接受，他们会提意见，甚至会抗议。但这种意见或抗议都只有一个要求，这就是允许修炼，并不涉及其它任何事情。4.25之前，法轮功与江泽民相安无事，因为这时江泽民没有将其视为敌人。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一直与各国政府、政党和社会相安无事，也是因为各国没有、也不会、更不允许将其视为敌人。7.20以来，在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成了敌人，修炼行为成了敌对行为，法轮功公开提意见、上访成了反动言论和反动行为，这不是法轮功真的与江泽民有什么“对抗与敌对”，而是江泽民将其视为对抗与敌对，视为敌人。江泽民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法轮功群众错误地视为敌人，只要这种错误观念不改变，法轮功的提意见、讲真相和上访等被江泽民视为“敌对”的行为就不会停止。法轮功是不是敌人，根本不在法轮功，而关键在江泽民的观念，观念一变，一切都变。这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禁佛、灭佛一样，并不是当时的佛教真正成为了皇帝的敌人，而是皇帝自己将佛教视为了敌人。后来的皇帝“转变观念”，不将佛教视为敌人，有的甚至将其视朋友，结果双方相安无事，甚至友好相处。这期间，佛教还是佛教，佛教并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前后皇帝的观念。这也像文革中许多人（在极左思想控制下）一度将穿西装高跟鞋烫头等当作资产阶级不良作风表现一样，后来人们的极左思想观念一变，大家都觉得这样的穿着打扮挺好，与资产阶级作风毫不相干。
四、 背上了一个沉重而错误的包袱
基于错误的判断、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与手段、树立了一大批错误的敌人，最后必然背上一个错误而沉重的包袱。从三年多来的情况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的确确使自己背上了一个十分沉重、十分尴尬、十分难受的包袱。
1、政治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不顾党内高层反对、中下层批评和一般群众抱怨，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将法轮功视为敌人并进行无情镇压，党内高层意见很不统一。除了江泽民等一两个、两三个人固执已见，党内高层多数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江泽民对此一直感到心理不是滋味。虽然经过200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最高层人人表态支持继续镇压法轮功，但江泽民深知这只是迫于权力压力的政治服从，而非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高层认识不统一，中下层干部中的许多人是清楚的，更多的人有经验性的直感。加之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因此，大家都采取两面作法。在公开场合在口头上要拥护江泽民，在私下场合要议论和批评江泽民，有的甚至有很大怨气，因此，在具体执行上大都是适可而止。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对江泽民的作法更不赞同，特别是对报刊连篇累牍、电视反复播放的有关法轮功的批判性消息人们普遍表示反感。
２、 经济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花费了并仍在继续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一是从上到下的610办和人员的开支，需要专门的经费，而且必须保障充足。据北京财政局的内部材料，仅2001年前10个月，就拨款3200万元用于“处法”工作。二是各级公安、安全、法院、检察院和单位纪检部门侦察、追堵、抓捕和处理法轮功事件和案件，需要专门的经费安排，而且必须保证供给。三是为防止对江泽民不利的有关法轮功的各种信息的传播，特别是禁绝人们上法轮功网站，江泽民安排了大量专业人员进行专门技术攻关，以侦查和防堵，需要专门的经费，而且必须充足提供。四是为了宣传镇压法轮功有理，江泽民拨出大量经费、组织众多研究人员进行各类专题研究。并编写大量的报告、文章和资料等宣传品，从上到下向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和居民区强制发放，各单位得自己花钱（单位公款）买这些价格不菲的政治宣传品，不买还不行。一些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手上的这类宣传书籍材料已经成堆。五是为了使众多的法轮功修炼者“转化”，全国从上到下办了何止上万个“强制转化学习班”，这也得需要大量经费。一个人被办一次学习班，其花费少则几千、上万元，多则几万元。北京财政局介绍，2001年6月海淀区再拨款360万元用于办转化班。重庆财政局介绍，该市仅沙坪坝区财政2001年用处法工作的费用为202万元。除财政拿钱外，有的是让法轮功修炼者所在单位拿钱，一般是兼而有之，在农村，许多情况下是强迫法轮功修炼者自己付钱。江泽民花在镇压法轮功方面的钱，每年以数十亿计。仅举一例，据有关知情人士披露，为了防止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被再次插入法轮功画面，国家就花费了10多亿元钱用来将卫星无线传播改为光缆传播。各个地方电视台及有线电视在这方面花的钱加总进来可能比中央电视台的花费还要高许多。
３、法律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不惜破坏基本的法律规范与程序，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政治经济强迫和人身自由限制，甚至任意拘留、抓捕，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法律包袱。江泽民不顾部门规章制定程序要求，强制公安部、民政部制定不符合法律的通知与禁令；不顾与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律的冲突，强制全国人大按其旨意制定专门的邪教法律，强制高法高检按其旨意解释这一法律；不顾国家基本的执法程序，强制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用内部的“特殊办法”“特殊程序”拘留、抓捕、审判、关押和折磨法轮功修炼者。这一切，都是在冒破坏法律的风险。
４、治安包袱。为阻档和防止法轮功群众上访和讲清真相活动，江泽民动员了大量警力来时时和处处防范，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治安包袱。法轮功的上访是江泽民最讨厌最害怕的群众上访，法轮功的讲清真相行为成了江泽民最担心最要禁绝的“社会治安”行为。三年多来，防堵法轮功成了中国公安和武警日常工作中的最重要一项工作，为此花的精力超过任何其它的治安工作，但到头来还是堵不胜堵，防不胜防，穷于应付。如据长春市公安局知情人士披露，为阻止法轮功再次介入有线电视，到今年6月末3个月时间内，全市出动了大量机关干部并另外雇了800多人，进行24小时地看守电线杆，单这一项开支就花了100 多万元。
５、机构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成立了全国的系统性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行政机构包袱。为了研究如何镇压法轮功，1999年6月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由李岚清、罗干等人负责，其下还设立称之为610办公室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开始时是临时机构，只有10多个人，定为副部级。上行下效，从省到市地县也纷纷成立了这样的临时机构，均称为610办公室，相应地是副司局级、副县处级、副科级。7.20镇压开始后，江泽民认识到法轮功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和尖锐的”，需要加大力度和力量，于是将中央610办定为常设机构，并升格为正部级，人员也成倍扩编。地方610办也相应升格扩编。并且，在一些职工人数较多的单位，也建立了610办或类似机构。据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介绍，首钢总公司、子公司、厂矿三级共成立了154个610办公室。目前，从上到下的610办已经形成系统，机构数以万计，人员众多，专职兼职者不下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并且经费充分满足，权力超乎寻常。在处理法轮功事务上，610完全是一个超级机构，除服从各级党委外，其权力在一般政府部门和公检法之上。如吉林市委给市610办的职责规定是：具有指导和协调公、检、法、司法、安全各部门侦查、抓捕、起诉、审判等处理法轮功工作的一切活动的权力。610机构，似政府行政机构而非行政机构，似党的机构而非党的机构，似公安机构而非公安机构，不伦不类，权力超常，职能错位，行为诡密。人们讽刺性地称610（防邪）办为“邪办”，称中央610办公室是“邪”（处理所谓邪教）的成了“正”（部级）的，国家宗教局是“正”（处理正统宗教）的反而是“副”（副部级）的。
６、外交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国政府在外交上时时解释、处处表白，但作用甚微，甚至越解释越让人觉得肯定有问题，江泽民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外交包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指责，镇压法轮功行为成了主要对象；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出访，处处受到法轮功修炼者的示威和抗议；每一次有中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都有法轮功修炼者去讲清真相；相当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经常有法轮功修炼者静座抗议。三年多来对付法轮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机构和人员日常工作中一项难干、讨厌干但又不得不干的重要任务，耗费了相当大精力。尽管如此，在外交上和国际舆论上，江泽民始终处于劣势。
７、舆论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国动员了一切舆论工具铺天盖地、不厌其烦地批判、谩骂法轮功，但总体上作用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江泽民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舆论包袱。江泽民批判漫骂法功，其动用的舆论工具和手段规模之大，时间延续之长，使用的言辞之激烈，新闻内容之虚假，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没有的。对此，中国的许多群众除了感到有些恐惧外，更多的人是抱怨和反感，大量的新闻工作者也深感不满和厌烦，许多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对新闻的嘲讽和亵渎。
８、道德包袱。为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强迫和唆使下面的人采取种种非正常、非法律、非人道、非理性的措施，江泽民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深知中国政治大批判和镇压的恶劣本质与最终的不良历史结局，但迫于政治压力和个人利益得失计较，又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但这种两面性人格也使许多人产生道德负罪感。批判和镇压法轮功，从党和政府的高层，到中下层各级干部，从610专门人员到一般参与“处法”的人员，特别是从新闻机构人员到公安等执法机构人员，普遍地都不同程度地有这样的道德负罪感。江泽民对此心知肚明，但政治是首要的，个人权力与面子是首要的，其它都次要的，即使是包袱，也要背着。政治权力就是一切，道德是可以不讲的，这是所有专制者的做人准则。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就奉行了这一准则。
五、江泽民如何收场？
面对三年多来与法轮功的斗争，江泽民也时时在考虑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收场？江泽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承认错误，放弃镇压；二是继续镇压，顽固到底；三是改变策略，逐渐淡化。
第一种是最有勇气的选择，是老百姓最愿看到的选择，也是江泽民贯彻自己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最有力的注脚。但这一选择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中国历来专制者的行为规律决定的。专制者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的任何重大行为是错误的，若承认错误，就意味着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并没有想到会出现很糟糕的结局，但当他真正看到这种结局时，他也绝不愿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还继续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在新一代领导人上台，而且奉行较开明的政策时，才可能去纠正过去的错误。毛泽东文革之错，要由邓小平来纠正；邓小平“六四”镇压之错，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错，要由类似邓小平的新一代领导人来纠正。
第二种选择恐怕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是江泽民一直在进行、今后仍会继续进行的选择。镇压不能真正成功，有损总书记的“大面子”，为了挽回“面子”，就要加大力度，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和措施镇压，以求能够最终成功。不管是否最终成功，但要坚持到底。坚持到自己下台，甚至直到“归西”。但这种选择，只会进一步加大江泽民在历史上的罪恶和骂名。
第三种选择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邓小平在“六四”之后就作了这样的选择。既要说当时的镇压没有错，但又不对所谓的“动乱分子”进一步清查和惩处，后来再逐步淡化，不让人们再提此事。邓小平的这种做法，不仅保全了“面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捞回了一些“面子”，似乎给人们一种对“动乱分子”“心宽”和“仁慈”的感觉。至于最终如何评价“六四”，让今后的历史去决定。如果江泽民效法邓小平，只能一方面坚持说打压法轮功“符合”共产党的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继续不允许法轮功公开存在；另一方面，逐步放松镇压，淡化内外舆论对法轮功的议论，对个人私下的法轮功修炼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江泽民而言，这可能是既不损其当前的“面子”，又不继续作大恶，可以减少政治与道德等种种包袱，逐步结束尴尬局面的“最佳”选择。然而，法轮功不畏镇压，他们进行和平抗争，一直争取的就是能有一个公开、宽松、自由的修炼环境。只要一天不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修炼环境，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抗争。因此，这最后一种选择──“花招”也绝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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