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日子–歌手老狼珠峰日记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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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9月28日讯】华纳公司近日向本报特供了歌手老狼在珠穆朗玛峰期间的日记。

  入藏

  9月3日,我乘坐当日成都飞往拉萨的第一班飞机,于7点35分降落在拉萨机场。当地下着小雨,黄超和祥子接上了我。黄超是我在阳朔认识的一个攀岩高手,现在在西藏登山协会工作,这次就是被他一通电话招来的。祥子是北京老乡,搞摄影的,说话特逗。他说有一老哥,平时人特好,一上海拔6000米以上就发脾气,逼着人家给他念武侠小说。我听着心里有点慌,在车上努力体会了一下,看有没有高原反应。谁知道呢?

  中午,赶上这次活动的新闻发布会。这次2002年珠峰志愿者清扫行动,共有来自北京、香港、美国及西藏圣山登山学校的学员40余人参加,外加两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志愿者们将上珠峰清扫以往登山者遗留下的垃圾。这次任务由著名登山家尼马次仁任后方总指挥,前线由中国登山界传奇人物仁清平措负责,北京小伙康华领队。

  9月4日一早,早已在拉萨集结的大部队向两日路程之外的定日开拔。我被留在拉萨适应两天,最终也在7日启程。

  5200米大本营

  9月8日傍晚七点左右,当我、黄超和摄影师“骑兵”一行三人抵达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的时候,光线犹如北京的下午三四点,天气干燥晴朗,珠峰清晰而真切。想起一年前,我与北京的好友黑哥还曾约定一定要来看看8848是什么样子。同行的骑兵也因第一次看到珠峰而激动得手舞足蹈。黄超催促大家换上“晚装”,我们于是穿上羽绒服,套上抓绒裤,戴上抓绒帽。

  没有一丝云的遮拦,珠峰就那么平静地站在我们面前。我爬上联络官驻地旁边一座高约30米左右的山包,5200米的海拔已经开始让人气喘吁吁了。寒风中,几个来自上海的摄影师装好相机,等待夕阳将珠峰染红。大家在凛冽的风中几乎说不出话,身旁经幡飞舞。

  大本营周围一片碎石荒凉,只有水源附近生出一片青草绿地,我们的帐篷离水源很紧。碎石滩上有许多登山遇难者的墓碑,据说遇难者与登顶者数目的比例为一比一。融化的冰川形成了数条冰冷刺骨的小溪,水色混浊。这地方气压变化不稳定,没有植被,空气中氧气含量只有普通海拔的60,所以攀登珠峰是一项对身体极限的挑战,需要长期的酝酿和准备。

  大本营实际上是几顶绿色帆布大帐和零星帐篷组成的,唯一的固定建筑是联络官的住所和两间公共厕所。有两间简陋的茶铺,一个可以加盖珠峰大本营邮戳的袖珍邮局,并没有电影《垂直极限》中大本营的热闹场面。由于大部分志愿清扫队队员已经上山,大本营除了我们只有十几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茶铺里喝着酥油茶烤火。干牛粪在炉膛里冒出一股股浓烟。

  当我走出茶铺时,天已漆黑,满天星斗,亮得刺眼。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银河。我裹紧“北脸”羽绒服,一颗流星无声地划过东北天际。

  5400米1号营地

  9月9日一清早,薄雾被初升的太阳褪去,我们在大本营吃了藏族小厨师赤兵做的早餐–鸡蛋和稀饭,开始收拾装备,与联络官打了招呼,向1号营地5400米进发。

  从大本营走过碎石滩,趟过一条小河,我们从珠峰左侧的山谷向上爬升,身上的背包迅速变得沉重。骑兵和黄超两人在前,我在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爬升,我们到达了1号营地。

  不久,在1号营地遇到了已经下撤的两名香港大学的队员。由于疲劳过度,大家几乎没什么交流,只是各自找了较平坦的岩石休息。我们的计划是第一天适应性上升至5400米1号营地,然后下撤到大本营5200米;第二天再试图冲击2号营地5800米。等到香港队员回来了大半,我们也开始下撤。我依然走得最慢,跟在黄超、骑兵十几米处的身后。归途中,遇到一个行色匆匆的夏尔巴人,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夏尔巴人据说是藏族的一支,是古代藏族士兵的后裔,因从小生长在5000米海拔以上,能够在高海拔山地行走如飞,经常被各国登山家雇为向导和登山协作。大家不由得赞叹起夏尔巴们在山上行动的敏捷。

  傍晚,早上涉过的那条小河变得湍急。黄超居然凭记忆找到早上过河的几块大石头,有GoreTex外衣的保护,我们平安渡河。听说香港队有一名队员,脱鞋光脚过河,鞋子不小心掉入水中。藏族协作队员扎西跳入冰冷的河中帮他把鞋捞起,自己浑身湿透。

  晚上回到大本营,在茶铺中听说在前一天的清晨,一名法国登山家成功登顶后,单板滑雪速降失踪。我们下山时在路上碰到的夏尔巴正是赶到大本营报信的人。此时,另两名夏尔巴正坐在茶铺默默地吃着鸡蛋炒饭。由于语言不通,大家只偷眼看着这两名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听说,他们还要连夜在冰川中寻找失踪的法国人。

  珠峰的夜虽然很美,但并不好过。半夜我醒了几回,只觉得从肺到嘴都干燥得厉害。喝了几回水,捱到了天明。

  5800米2号营地

  9月10日早上,阳光依然很好,晒得人无处可逃。我与黄超、骑兵加上一个协作的藏民背上装备和路粮。出发之前穿的抓绒衣裤被我们迅速脱掉,汗从排汗内衣中洇出来,让人一停下休息就觉得背上凉飕飕的。

  三条狗尾随着我们上山。但走着走着,它们突然冲向左侧的一片碎石坡。原来碎石坡上约200米的高处有三五只黄羊正拼命向上逃窜,踩下无数碎石,只听得山坡上轰轰作响。眨眼间,碎石如雨点般落下。虽然大家都气喘吁吁且身背重负,还是不由得小跑起来。眼见一块得有几十斤重的大石块就砸在黄超身后一米处。好险!

  好不容易越过5400米的1号营地,我已经开始丧失信心。只知道今天要到5800米的2号营地,只好眼睛盯着地上的碎石,尽量保持节奏,一步一步稳定前进。骑兵和黄超一路上都在尽量激励我:什么你要是知道我第一次如何上的高海拔啦,什么珠峰的海拔由于缺乏植被尤其容易让人不适应啦,什么文艺界你上得最高啦……8小时的跋涉后,2号营地终于就在眼前了。

  2号营地只有一顶大帐和一顶三人帐篷。一群巨大的乌鸦在营地周围盘旋。骑兵说在山上看见乌鸦是件好事,说明营地就在不远处。从2号营地看不见珠峰,但周围却有美丽的冰塔林。我们脚下就是古老的冰川,只不过上面有一层碎石与浮土。有些冰川裸露的地方,由于坚冰融化,形成湛蓝清澈的水潭。但我已无力欣赏美景,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夜又要降临了。

  骑兵做好了晚饭,瓜条加风干肉和圆白菜。我吃不下去,看着他们三人风卷残云一般暴搓。头轻微地痛,让我想起北京温暖的家,此时不知道那些家人朋友都在干嘛。高原反应彻底地来了,使我的思绪无法深入,似乎只能飘浮在空气稀薄地带。

  早早地睡下。没想到晚上11点多钟,就第一次醒来。先是觉得喘不上气来,口渴得要命。坐起身来喝了口水,吃了一片止痛片。第二次醒来是半夜一点多钟。骑兵和黄超都在毫无声息地熟睡。我又翻了几次身,大口大口地呼吸,有时索性坐起身来。帐篷外面有风呼呼作响。

  好歹熬过了夜晚。11日早上8点左右,我从帐篷里探出了头。打开门帘,帐篷上结的冰霜簌簌地滑落。此时,山谷中飘着一层雾气。

  我两腿发软,站在离帐篷不远处开始止不住地干呕。因为前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只吐出一滩水。据说其他队员能够继续顺利爬升,主要是因为在高海拔适应的时间比我更长。黄超和骑兵看我这样子,劝我在原地休息。

  两人匆匆吃完早饭继续上升,而意志和体力彻底崩溃的我坐在一块巨石上看他们翻过一道冰川,继续上行,越走越远。周围一片静谧。我终于获得的宁静,却让我觉得有点不寒而栗。冰塔林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周围的山坡上,时不时有一通小型落石轰轰作响,渐渐地倒让我习惯了。

  我开始在营地附近慢慢地搜索从前的登山者留下的罐头盒、食品带,并归成小堆。昏沉的头脑让我觉得自己动作也随着迟缓了下来。

  吃了几块三明治饼干后,高原上耀眼的阳光让我感觉无处躲藏,头被晒得晕晕乎乎。吃剩下的半包饼干,被大乌鸦叼走了。周围很静,静得越发让我难受,让我想起望京大工地里嘈杂环境中的家。

  下午三点多钟,远处上坡上出现了几个缓缓移动的小人,终于有人下来了。原来是黄超和骑兵下撤了。在6200米左右,黄超他们遇到了下撤的民工,被告知由于6400米处天气恶劣,数名志愿者出现身体状况,大部队决定9月12日集体下撤,黄超和骑兵也放弃了登上7028米北坡的愿望。看到他们下撤,我的高原反应却越发强烈起来,只好放弃了单独提前下山以奔赴内陆演出的计划,改成随大部队同行。

  重返5200米大本营

  9月12日,我们从5800米下撤。这时又遇到昨天的那几个夏尔巴人。他们依然在冰川中寻找已失踪两天的法国人。下撤时,我的装备被黄超、骑兵和协作的民工三人瓜分,只留一根登山仗。我强打精神开玩笑说,如果有一位女队员在,我就不至于如此无能,黄骑二人笑而不答。也许因为我此时头脑不太清醒,骑兵他们时不时放慢脚步,看我东倒西歪地尾随在他们身后。

  上升时花了8个小时,下撤用了6个小时,我们终于返回了大本营。小厨师赤兵作了米饭和炒菜。两天没怎么吃饭的我吃了一大碗后转眼全吐了出来,喂了鸟。

  珠峰依然矗立在那里。茶铺里大家平静地谈论著失踪的法国人。联络官叫人通知我去一趟,据说内地传言我在珠峰上失踪。黄超用卫星电话向西藏登协汇报了大队的情况后,也报了我的平安。而我却为连累了大家而深感惭愧。

  9月13日,全体队员下撤持续了整整一天,从下午陆续有人从山上下来。先是学员与北京志愿者杨震,接着是领队小康又带着一批学员,最后在夜里11点多钟,大批牛队和两名中央台的记者及协作人员才最后从山里撤了出来。

  大本营热闹了起来,茶铺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很兴奋。圣山探险协会的藏族学员们,个个都是晒得黑黑的脸,我就“平措”、“扎西”一通乱打招呼。他们大都笑着,用藏族话聊着我这个面色苍白的“名人”。

  重回5200米,反应自然好了些,可是依然浑身没劲。第二天,大家在5200米大本营修整,集合清点牛队运下来的垃圾。联络官已经办好了法国人的死亡证明。夏尔巴人重上6000多米,取回他们留在营地的装备,由樟木返回尼泊尔老家。我和骑兵弹着借来的“让蜜”琴,在阳光下昏昏欲睡。

  撤退

  9月14日,拔营撤退。装备和垃圾被运上卡车,我、黄超、骑兵被幸运地安排与前线总指挥仁清平措老师同车。从大家尊敬的目光和老人家因冻伤而残损的手指,我体会着这位中国登山界传奇人物的一生。在半途中,我们的丰田6200发生了故障,老人家忙着推石头给车轮制动,打水降温,甚至有一次在司机修车的功夫帮路旁的筑路人搭起了工棚。他尽力地帮助需要他的每一个人。随这样的人登山你又怎能不信任他呢?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次珠峰清扫中的两位女性。一位是来自北京星期五餐厅的小马,一位是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英语老师汪汪。难以想象他们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在6500米生活了两天。

  在西藏,总有一种让自己纯洁的欲望,因为那里是一个崇尚信仰崇尚美德的地方。那里的生死很简单,连界线都很模糊。那里的美更不用多说。

  我西藏的朋友们,扎西德勒!(城市晚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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