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27日讯】中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它脑袋后面烙着一个“恨”字，脑袋前面烙着一个“斗”字，对谁都不相信，对谁都是利用，对谁都防范，其中包括所谓“自己人”，就连它的多任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本文就杂谈一下中共对官员的防范问题。
中共靠暴力和谎言窃国，也靠暴力和谎言治国。它治国的主要工具，是“自己人”，即号称现有的9000万党员、461万个基层党组织。它用巨大的利益来笼络住“自己人”。大陆的中上阶层、油水部门、“肥差”，基本上是被“自己人”霸占了；当然，中共还利用了些“无知少女”（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干部），当花瓶，点缀一二。
中共利用“自己人”牢牢攫取、掌控着权力、资源，整个中国都是它的私产。用曾经的南斯拉夫副总统、铁托接班人密洛凡·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中的话讲，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它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解放是抢劫，改革是分赃”。
但是，利益笼络不是万能的，历史上出身于贵族阶层、即得利益者阶层的革命者多得是，苏联解体很大程度是也是由于苏共高层抛弃了党。因此，中共这个“成熟的流氓”（《九评共产党》语），对其官员阶层的防范，不论公开还是秘密，都极为严密，非苏共可比。
例如，苏联军队讲“一长制”，什么事情军事首长说了算，政委就靠边了，这是苏联解体过程中军队之能反戈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军队就大不同了，坚持搞“党委制”，“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54年，中共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审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句中，“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表述被划掉了，毛泽东亲手用铅笔把这7个字又勾了回来。从此，《政治工作条例》虽多次修改，“生命线”提法却从未变动过。中共军队中的政委可是有实权的。
在军队，军事部门和政治部门平分秋色；在地方，则是业务部门和党务部门一字并肩。虽然名义上都以党的书记为首，但“党政二元体制”却必然造成内斗不断，相互掣肘。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在国营企业，书记开除厂长的党籍，厂长开除书记的厂籍。这种事情还不少见呢。
“党政二元体制”的弊端（例如靡费国库——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高于日本的2.38%和韩国的5.06%），中共难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偏偏就这么搞，一直搞到现在，可见其防范心机之深了。
在“党政二元体制”之外，中共又设计了个党委的多层集权体制。以县为例。县党代表大会，选举县委；在县委委员中，又选出县委常委若干（十余人）；在常委之上，又有党委副书记数名；副书记之上，才是县委书记。县是这样，市、省、中央都是这样。权力金字塔一级一级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够人慢慢去爬的。实际上，虽然往往多是一把手说了算，但一把手的政敌也是不少，要摆平才行。
同时，政府部门又多设副职。以副省级市武汉市为例，市政府领导高达九名，其排序是：市长一人，常务副市长一人，党组成员一人，副市长五人，秘书长一人。多设一个位置，就多出一个人来管事；多一个人管事，就多一分是非，窝里斗是断断免不了的。中共搞了多少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官员、机构都在绕这样一个圈子：膨胀——精简——再膨胀。为什么跳不出这个圈子？其实也是中共有意为之的啊。
以上讲的是体制上、明面上的事情。中共对官员的暗中防控那也多得去了，就讲一件笔者听到的事。二零零几年吧，我在一个特大城市的一家民企工作，有个公安分局局长与老板关系密切，一次酒桌上，这个局长说他以前是市公安局某处处长，这个处的一项职能是监听市副处级以上干部的电话，一个人好像要监听多少个人，他从来都不去过问，爬得远远的，免得给自己找麻烦。这大概不是虚言。
总之，中共对官员阶层（尤其是高层官员）的防范，是机关算尽的。但是，管得了人，可不一定管得住心。尤其，当时代大潮滚滚而来，洪水冲决一切时，所有的防范都难以扼杀人逃命自救的本能；过于狡诈的中共，最终还是要误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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