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从傅政华免职谈三重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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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30日讯】4月29日,傅政华被免去司法部部长一职,该职由习近平的浙江旧部唐一军接任。傅年届65岁,似乎到站下车,但几乎没人相信他能平安落地。与傅关系密切的孙力军(公安部副部长、国保头子)10天前突然落马,这显示,傅被清算可能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傅明里暗里做了许多大坏事,早已千夫所指。从2010年2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起,傅就是迫害人权的打手,突出案例包括2013年的打击网络大V系列案件、2015年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等等。

在这过程中,傅从周永康的跟班转而站队习阵营,似乎官运亨通:2013年8月,兼任公安部副部长;2015年1月,兼任恶名昭著的“610办公室”主任,升为正部长级;2016年5月,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大权在握;2017年进入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2018年3月到重组后的司法部任部长、党组副书记。

在中共历史上,傅这种干“脏活”的人,从来就没有善终的。现在,傅的政治生命已告结束,噩梦却正开始。
本文所讨论的是,傅的罪恶不仅是其个人的罪恶,也是迫害政策的罪恶,更是中共邪恶体制的罪恶;因此,要清算傅的罪责,更要清算迫害政策之罪责、邪恶体制之罪责。

追个人之责:傅是“扣动扳机的人”

《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应承担个人责任并受到惩罚。不能借口执行政策、命令而逃避个人责任。事实上,任何性质的射杀,一定要有人扣动扳机。有人是被动扣扳机的,即使这样,他也有“枪口抬高一点的主权”,正如审判枪杀柏林墙翻越者的东德士兵的法官所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对傅而言,则不是一个简单的积极扣动扳机的问题。傅是高官,并不是那根很长的责任链条的尾端。一方面,他是落实最高层迫害指令的主要筹划者、领导者、监督者之一;另一方面,他也能运用自己的权势,挑起某些事端,制造假情报,从而误导、胁迫最高层(如在雷阳案中的表现)。傅的罪责之大,与他曾经拥有的权势之大,是成正比的。

追政策之责:不能“饱狼走了饿狼来”

中共的迫害信仰人士和维稳政策,已执行了数十年。有多少人积极追随中共的政策,喝饱了被迫害者的鲜血,头上的乌纱帽越来越大。又有多少人落马了,换一茬人上来,再落马,再又换一茬。只要这个迫害政策、维稳政策不变,在老百姓灾难不停的同时,也诱使无数中共官员走入深渊。

例如,周永康落马了,但他主导十年的维稳体制根本未变,甚至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和中共攫取资源的丰富而更加强化。中共讲的“肃清周永康的余毒”,只是要清除周的党羽,而非改变周的歹毒政策。

傅之所以能嚣张一时,就是因为他依附着这个迫害政策、维稳政策。所以,我们期待着傅的落马,更期待着破除这个政策。这个政策不废,换上来的人依旧为恶。

追制度之责:恶党不死,国难不已

中共的迫害政策、维稳政策天怒人怨,中共为什么就不废除呢?因为这个政策是内生于中共这个体制的,两者在本性上一致的,相互增强的。如果中国大陆是欧美现代民主社会体制,别说这样邪恶的政策能维持几十年,就是出台都不可能。正是中共体制,给这个邪恶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源源不断的能量,使之能硬挺着、维持着。

例如,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始自江泽民,超过了二十年,至今持续着,其中中共党魁先换了胡锦涛,后换成习近平。虽然胡、习并非迫害发动者,但为什么还要被动的背上这口大黑锅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这个体制。江氏迫害政策之疯狂、之血腥,使中共体制与这个政策容为一体,无法切割了。停止迫害,就必须解体中共。这也是江制约习的最后也是最大的手段。(当然,因为中共的罪恶太大了,逃不掉毁灭的命了。江自己死不足惜,他要习也一同完蛋。)

因此,追责,在追个人之责、政策之责的同时,必须追中共体制之责。

回到傅这里。傅之所以在习近平上台后,能一路青云,这跟傅的长袖善舞有关。傅不仅会投机,在2012年周永康策划的“319政变”中反戈一击;更会卖身,卖身于中共的这个迫害政策和邪恶体制,泯灭人性而坚定党性,无所不敢,成为一个“能臣”、“酷吏”。

但是,傅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但甘于这样一种命运,因为其中也有一时的风光),他这种干“脏活”的人,从来都是党的牺牲品,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像垃圾一样赶快被扔掉。傅被清算日子,已经不远了。#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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