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国富论)导读—回到亚当·史密斯的世界

吴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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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7月02日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661∼702)

《登幽州台歌》

 

迄2 1 世纪今日,“经济学”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自1776年开创以来,经过几次大的变革,先是1890年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 的经典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提出了供需图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并引入数学工具,出现了“新古典学派”。

到1920年所谓的“混合经济大师”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了《福利经济学》(Wel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市场失灵”现象被凸显,于是政府出面“校正”市场失灵备受肯定。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供给过剩”、“失业遍野”,市场机能失灵,引出了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或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解药,不但政府名正言顺站上经济舞台,以总体经济政策“精密调节”整体经济,而且“总体经济学”诞生了,“国民所得”、GDP也成耳熟能详的专词。到1948年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的《经济学》(Economics)问世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社会科学之后”的称呼也出现了,而数理分析也正式进入经济学,经济学数理化快速发展,如今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于是“经济可以从事实证”,可以拿出“数字证据”来大声说话,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而经济学晋入“严谨科学”殿堂后,在1968年被列入诺贝尔奖行列,正式被认定为“科学”。

这种“自然科学化”的进展,虽然普遍受到正面肯定,也就是进步的表征,但其实早就有一股批判声音出现。在萨缪迩逊的“经济学圣经”出版的次年,也就是1949年,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出版了千页巨著《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第二百三十五页里,这么写着:

“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就这么认为:“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夏先生应是最先将奥国学派学者引介到华人世界,也是最了解该学派的哲人,他更是最先翻译《人的行为》者,应能体会米塞斯的感慨。

那么,真正的经济学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和正确的答案是:回归亚当.史密斯。毕竟他是经济学的始祖,经济学就是由他在1776年出版的一本书奠定的。这本书就是世人都耳熟详、琅琅上口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Wealth of Nations。 )

这本书早已被称为“经典”,不过,正如已故的经济学名家哈利.强森(Harry G. Johnson, 1923∼1977),在1961年5月,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这本全球数一数二经济学术期刊发表的”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Twenty-five Years”这篇论文中所言:“大凡被称为经典名著,就是每一个人都听过,却没人真正看过的书。”(⋯⋯ a classic – meaning a book that every one has heard and no one has read.)对于20世纪之后出生的世人来说,应该非常适用。

就我个人而言,1968年进入台大经济学系就读,几乎每堂关于经济学的课,虽然老师和书本都时常提到和出现亚当.史密斯及这本经典,但我都不曾去寻找该书,遑论去阅读了!纵然耳闻有中译本,也没兴趣去找来看。即便如此,史密斯在书中所强调的“分工”、“自利”、“不可见之手”、“自由市场”等等却经由老师和教科书及其他的书本和文章广为散布。

其实,由于当时的经济学原理课所用的教本是英文版,边读边查字典、整页都是密密麻麻的中文旁注,读起来都非常辛苦,哪有余力去读课外书,而当时萨缪尔逊那本红遍全球的《经济学》并未授权在台出版,其难得的原版书才是最受欢迎和渴望的课外书,该书正是经济学数理化、科学化,并且发扬凯因斯理论的最主要教科书了,如此一来,就更不可能会去接触史密斯的这本只有文字叙述的经典了。直到博士班毕业,到中华经济研究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之后,接触蒋硕杰院士(也是中经院创院院长)、精读其文章并受到夏道平先生(当时也受聘在中经院服务)和邢慕寰院士的熏陶,以及有机会大量阅读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的经济散文和其巨著《经济解释》,才逐渐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缺失,并对上文所引米塞斯在1949年

对当今经济学的评语有所领悟,也很幸运的获得阅读奥国学派海耶克(F. A. Hayer, 1899-1992)和米塞斯等名家的著作,对于经济学应对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人性的“人的行为”,以及“人的社会”作研究并作解释,而不是只重视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

巧的是,好友兼同事谢宗林先生在2000年和2005年分别重新翻译《原富》上下册并送我阅读,至此才总算有缘亲炙史密斯的经典。2014年退休之后,潜心撰写几位自由经济名家传记,《亚当.史密斯》在2017年2月出版。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书本和资料,对史密斯有比较全盘了解,也才知道《原富》并非史密斯最刻意撰写的书。史密斯是伦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他将在伦理

学课程讲述的内容写成《道德情感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于1759年出版,该书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获得极大赞扬,史密斯也因而跻身英国顶尖哲学家行列,并获聘当一位公爵的导师,且伴随该公爵到欧洲游学数年增广见闻。在这期间,史密斯得与诸多欧陆顶尖学者接触,如重农学派的创始者揆内(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其实,身为道德哲学家的史密斯,其终生一贯的研究目的,系在于想作一部完整的人类文化发展史,而在研究社会进化的事实中,发现古代与近代对于财富的观念,有着巨大差异,在希腊罗马时代,认为财富是堕落国民品性的东西,因而极力排斥,但近代国家的政策则完全相反,不但不欢迎贫困,还想方设法唯恐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近代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无一不是依赖丰富的财富,而民众自由独立的要求,当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促进知识的进步以及普及

所致。人民之所以能获得印刷品,乃因他们的经济环境有余裕。

史密斯深觉财富的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对于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参与立法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他们参与构成政权与否的问题,而是政策本身的问题。史密斯识破能够增加财富的政策,远比空虚的政治论,对于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关系。他在研究文化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财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于是引起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在1764年初,当他带领公爵赴欧游

学在法国土鲁斯(Toulouse)城待一年半,人生地不熟又无人相识,生活十分无趣,乃开始写一本书来消磨时间,这就是《原富》的开端。当1767年春,史密斯回乡伴母亲,乃开始专心撰写《原富》。1773年史密斯赴伦敦,在那里除继续润稿外,还不时会晤在伦敦的苏格兰同乡人士,并与当时著名的杰出人士在文艺俱乐部欢聚,美国开国元勋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是其中一位。史密斯将

《原富》稿子一章一章地向富兰克林朗读,在场还有友人细细聆听,并提出评论。史密斯将那些意见带回家并参酌修改书稿,经过三年时间的润稿后,《原富》就在1776年正式出版。出版后获得热烈反响,史密斯继续修改,于1778年出修订版,1784年再扩增为第三版。

总而言之,史密斯研究经济学是受其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哈奇逊(Francis Hucheson, 1694∼1746)的引导和鼓励,在“分配”问题上是得自重农学派,而其“自然秩序”学说,则是承袭自哈奇逊和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系受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影响,关于利己心的研究则受孟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rille, 1670∼1733)和休谟的启示。史密斯长于综合之才,一方面把之前各流派的思想兼容并蓄,另

方面为后代学者提供百般问题学说的端绪,被比喻作“蓄水池”,多数河川注入其中,复又从其流出,因而被公认为“经济学的创建者”。

《原富》共分五篇,第一篇分为十一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它从国民财富(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引起“交换”,接着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第二篇论物品积蓄的性质、累积及运用,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累积方式,分析对劳动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性质。第三篇论不同国家财富增加的过程,共分四章,主要内容

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政策的原因。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共分九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共分三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只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原富》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除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首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18世纪以前,《原富》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原富》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

史密斯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的创始者,他因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史密斯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常常征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原富》出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原富》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原富》的中文翻译, 最早由翻译大师严复( 1 8 5 4 ∼1921)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0月,以文言文译出,无新式标点符号而且是节译;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合作将全文译出,以《国富论》为书名分为上下册出书。1968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再出版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的《国富论》上下册。2000年时,谢宗林再重译《国富论》上册,2005年,谢宗林偕李华夏合译《国富论》下册。

2017年适值五南出版公司五十周年,推出“经典名著文库”作为献礼,将亚当.史密斯的这本巨著纳入,严复的文言文节译本不合适,周宪文和张汉裕两位先生的译本已被谢宗林和李华夏的译本取代,而谢李译文的出版社又不肯割爱,于是采用郭大力和王亚南的合译本修饰出版。

此版本完成于1931年,中国尚未赤化、更未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残,也未施行简体字,两位译者的译词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某些用语稍加修饰之后即适合当代华人阅读。书名改为严复的译名《原富》。

最后, 有必要说一说为何舍弃一般人通知的“国富论”,改回“原富”。本书英文原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旨意就是“探索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本质及其肇因”,主角是“the Wealth”,亦即“财富”,问题就在“谁的财富?”史密斯明确指出是“Nations”。关键点就是这个小小的“s”。

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88年10月10日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上,撰写了〈经济学者应注意的一个小小“s”〉这篇短文,内容是由他写给某刊物文稿中提到史密斯的这本经典名著,他用严复的中文译名《原富》,却被编辑改为《国富论》,所引发的感想。夏先生说他知道《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在早年中国大陆和后来在台湾印行的版本都用,但他不愿用它而乐于用《原富》。夏先生表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在观念上却会衍生对立的差异,以致在政策上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问题就发生在原著的书名中“Nations”这个字的尾巴,“s”是否有受到重视。夏先生郑重严肃的指出,这个小小的“s”之有无,关系到这本书所讲的是什么经济学:是国际主义的,还是国家主义的?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区分。夏先生说:“代表古典学派的亚当.史密斯,失败于他的价值论;而他的伟大处,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于理想中的国际主义;从而他排拒集体主义的思想方法,排拒国家主义的偏狭立场。所以当他讨论财富问题的时候,他不以一国为本位(尽管他书中讲到的一些‘事例’大都是英国的),而是着眼于多国。因此他在这部书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数式的。”因此,夏先生认为《原富》这个译名,虽未显示出那个小小“s”所蕴含的国际意义,但不至于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

而用《国富论》这个译名中的“国”字,却可能有这种危险。这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名词,其本身没有单数式和多数式之分。夏先生强调说,这不是他在咬文嚼字,也不能说他过于顾虑。事实上,当代各国的经济学者,尽管不会不知道李嘉图所发现的“比较利益法则”,但是,其中能够一贯地忠于知识,而其意涵和言论不被政治神话中的“国家”阴影所笼罩者,毕竟还是少数。

夏先生于是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说:“此所以世界各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不是以邻为壑,而弄得国际市场秩序——自动调整的市场秩序,经常陷于混乱。而且在混乱中的对策,不是苟且式的牵箩补茅屋,就是荒唐的抱薪救火。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之作祟。基本的利益法则,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它一时受阻于国界,其终极的后果是大家受害。”我非常认同夏先生的说法及其疑虑,尤其对照当前的世界,各国都在从事货币战争,也在进行经济战争,新重商主义的“经济国家主义”弥漫全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国际经济谈判司空见惯,自由贸易受到抹黑、讪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克鲁曼(P. Krugman, 1953-)刚出道时,由其“国际贸易”专业领域立场,大力针砭“经济国家主义”, 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佘罗(Le s t e r C. Thurow, 1938∼2016)大力挞伐。佘罗在1992年春出版的《世纪之争》(Head to Head )一书畅销全球,被克鲁曼认为与该书副标题“一场即将来临的经济战争”密切相关,该书并获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及许多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可见“经济战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普受认同。本来,将经济“竞争”比拟成“战争”,是“非经济领域人士”的习惯,优胜劣败的达尔文(Darwin, 1809-1882)进化论也不适用于经济界,但佘罗这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竟带头鼓吹,这对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反动。正如克鲁曼所言: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把国际贸易当作与军事敌对相似的战争观点,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不过, 我们必须承认, 现实世界是有许多贸易冲突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实,这也是各国政府决策者、商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之看法,也就是这些地位关系重要的人士抱持“贸易是类似军事战争”的观点,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对于“竞争是互利的道理”故意无视或全然无知,于是“商战”不但在舆论上居绝对优势而流行,也表现在竞逐“国家竞争力”上,致使“贸易保护”成为常态。其实,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者的论点及主张,是亚当.史密斯反对,甚至要破除的。

所以, 将史密斯的这本经典用“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的确有“一国本位”的味道,与史密斯的“多国”、“全部国家”的本意有所扞格,而夏先生的提醒也非小题大作,而应严肃辨正。

虽然曾有学者辩说史密斯当时的英国, 拥有许多殖民地,因而史密斯所指的多国还是只指大英国协。不过,纵使如此,一来“日不落国”几已包括全球,二来不分本国、殖民地都一视同仁。因此,既然史密斯意在探寻财富的本质和起源,当然含括的对象就是诸多国家的人民,亦即如何让全球民众都能得到愈来愈多促进生活福祉的财富。

《国富论》这个中译名的确容易被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让各国的领导者及其人民只顾自己国家的财富之增进,于是在观念的错误引导下,衍生出“保护主义和保护政策”,而“以邻为壑”的不幸后果也就层出不穷。夏先生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的作祟。史密斯的经典大作讲的是“分工合作”,由之引出的基本经济法则,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一旦不幸受阻于国界,其终极后果是大家都受害。那么,《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是不该再继续使用了,但选用什么译名较恰当呢?在没有更好的译名出现前,就让我们回头使用伟大翻译名家严复先生最先用的《原富》吧!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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