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关于六四的断简残篇(5)

——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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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8月02日讯】世界上一切的反抗,从来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体会了绝望。

一切反抗者的力量,从来不是源于望见了曙光,而是来自感触到覆亡。

就在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一个月里的最后一天,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发出通缉令,指控“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源”成员刘康、被内地行政拘留的郑文杰、“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和“民主前线”前成员黄台仰等六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这六人均已在海外;而他们所栖身之国,也已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立即暂停或无限期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今天看来,这些国家的担心确具前瞻性。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香港国安法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国际义务,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这对流亡者形成强劲有力的道义支持。

即便如此,被通缉者尤其是其家人所承受的压力,也不会比31年前的我所经历的更轻。在经历了7月里那次突袭抓捕之后,每辗转得到他的讯息,便有几天安稳睡眠和轻松进食的日子;如若不然,则又陷入心神不宁的煎熬……数十年间,秘密碰头、暗语电话、跟踪抓捕、突然消失,始终是甩都甩不掉的恶梦,只有惊醒才能脱险!

7月之后有一天,他们又来了。这次是在白天,只二、三个人,也没请带路人。我请他们坐到客厅沙发上,听他们慢条斯理地宣告:警方已经放弃在北京找到他的努力,现在将进入通缉程序;需要我配合做一件事——找一张他本人的单人证件照片,用于印发通缉令,下发全国协查。我很笃定地认为,这根本不是来要求配合的,而是来恫吓讹诈的!

但威吓对我无效,因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此时,身孕再次成为最好的理由:“我现在不适合爬高走低,翻箱倒柜……”

“你这么说,就是不打算与政府配合了?”帽子先扣上来。

“那怎么会!”我一口否认。“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学院的人事部,直接从他的档案里翻拍,又清楚,又标准,又快速。”

“说到底,就是你不打算提供。这可就是不配合。”

当然不配合!难道要我把围捕的绳套亲手递到你们手上,让自己一生活在亲者痛的心灵折磨下?做梦。“您何必非要为难我?只要拿到照片,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别人的家属已经给了。你这是态度问题。”

“我身体情况特殊。”

我理解,提供照片的人知道,不给他们也照样能拿到照片,抵抗没有意义;而我的决定也基于这同一个事实——明明能从官方渠道得到照片,却偏要假家属之手,是什么居心?让这样叵测的歹意得逞,我当然不甘。文革中,多少人绝望自杀,就是因为家人的背叛……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做得好,抵抗必须到底。

我以为他们会就此罢休,却没想到施压点从家转移到了单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杂志社。联合会最高领导人是邓朴方;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总舵主。那又怎样?我又不是不配合,而是身体受限、无力翻找、交不出来。无论如何,直到通缉令发出,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得到照片!

被控六四黑手的人是奋力民主的良心犯,一如现在被控分裂国家的香港通缉犯,是奋力自由的勇士。“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becomes a duty.)。”这是出生于瑞士、任教于德国的Pascal Mercier,在国际畅销的哲学小说《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里,给我们留下的传世名言。

永不忘记。
永不放弃。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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