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陕西将“直播带货”纳入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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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龙腾云报导)2020年的疫情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线上直播间购物。而大纪元获得的陕西省政府文件显示,中共也盯上了电商直播,并利用党的建设和强监管来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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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文件披露 党盯上了直播带货

2020年2月29日,米脂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中共米脂县委书记王国忠(左)在线上直播带货。(中共米脂县电官方视频截图)

“米脂小米,色泽金黄、颗粒浑圆、质优味香、营养丰富……”2020年2月29日,一名男子在高峰时逾百万人在线的直播间中,一边品尝着小米粥,一边推销米脂县的特色农产品。当地官方宣称,当天直播带货最高人气超过135万,售出小米、苹果等农产品30余万元。

直播带货是中国大陆的网络俚语,意指购物主播在线上直播活动中推销商品。不过,该直播中的主角并非网红,而是中共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委书记王国忠。参与直播带货一年后,王国忠获擢升,于2021年6月升任榆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大纪元近期获得的榆林市政府文件显示,中共已经将直播带货作为“脱贫攻坚”的手段之一,甚至安排党政官员亲自上直播间作秀。

2020年8月,榆林市“第一书记”直播带货《推荐表》截图。(大纪元)

中共榆林市委网信办2020年8月上报的《推荐表》显示,该市推荐网信办舆情科科长石彦林,参选榆林市“第一书记”直播带货活动。

该文件称,2019年以来,该市网信办创新开展“第一书记网络直播推介好产品”等系列直播活动,将19名扶贫第一书记塑造成“最强带货王”;在线观看超过200万人次,累计销售贫困地区农特产品3000多万元。

《推荐表》披露,“第一书记”直播带货活动是由地方党政机关向省级网信办推荐参评。

2021年1月,《商洛市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的几点做法》截图。(大纪元)

宝鸡市网信办2020年12月15日在报送陕西省委网信办的《2020年宝鸡市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总结》中说,该市网信办培训全市网红名人、电商达人、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会组织学习直播带货,直接培训300余人次。

商洛市网信办2021年1月的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汇报文件证实,“中央和省委先后对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将直播带货纳入党的建设,并作为脱贫攻坚的手段。

网信办是中共的网络审查机构。所谓“第一书记”是中共派驻基层的扶贫官员。

电商直播因用户体验更强,近年来在中国快速成长的电子商务中崭露头角。2020年的疫情更是将其推到了风口上,呈现爆发式增长。

[图片来源:艾瑞咨询/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据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底中国电商直播用户规模已达3.88亿人,其中三分之二观看直播后购物。中国电商直播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4,16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2379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197.0%。预计2023年直播电商规模将超过4.9万亿元人民币。

网络直播遭强监管 中共整治“直播带货”

尽管当局鼓励党政官员参与电商直播,但据大纪元所获文件的数据,第一书记们的带货能力远不及网红主播。

例如米脂县委书记王国忠直播时最高人气超过135万,单日带货30余万元人民币(约4.8万美元);榆林市19名扶贫第一书记一年内的直播观看超过200万人次,累计带货三千多万元(约480万美元)。

第三方淘宝直播数据显示,2021年10月20日,网红主播李佳琦在淘宝直播间中带货106.53亿元人民币(17亿美元)。(第三方淘宝直播数据截图)

据陆媒界面新闻报导,2021年10月20日,淘宝上的网红主播李佳琦和薇娅直播销售额分别高达106.53亿元(17亿美元)和82.52亿元人民币(13.2亿美元)。

事实上,中国人已成全球最爱网购的群体。依据中共商务部和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2020年,八成中国网民在网络上购物,网购人数高达8.12亿;网上零售额达11.76万亿元,折合1.7万亿美元。

与之相比,电商规模全球第二的美国,2020年网上零售额约7594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数据),尚不足中国的一半。

中共在努力将电商直播纳入党的建设的同时,也没忘记施加强力的监管和整治。

2020年6月5日起,中共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最高人民法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8部门开展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2020年8月3日,网信办等8部门在工作部署会上称,专项整治开展2个月来,各部门处置158款违法违规直播平台,挂牌督办38起涉直播重点案件,封禁一批网络主播。

网信办在当天的工作会上宣称,“但直播行业诸多痼疾顽症并未彻底消除,高额充值打赏冲击主流价值观,网课直播间推送低俗内容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违规直播带货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必须彻底加以解决”。

不过,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整治网络直播的那些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中国大陆的黄赌毒和造假泛滥成灾,但当局为了控制民众思想和经济利益,从未真心管治过。”

他相信中共是出于政治目的,“应该与对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管一样,中共的目的是加强控制。尤其是网络直播已发展为覆盖多数中国人的传播平台,并且拥有巨大市场价值,中共不会放过。”

2020年8月,上海公安在浙江抓捕多名涉嫌直播售假的嫌犯。(图片来源:上海市松江区政府新闻办官方号)

几乎是在“第一书记”们上直播间表演扶贫秀的同时期,2020年8月,上海公安在杭州某服装公司直播间内抓捕了正在带货的网红廖某,并在浙江省多地查抄了多处涉嫌造假的场所,抓捕50余人。廖某已于2021年6月29日被上海杨浦区法院判刑3年4个月。同月党媒新华网引述中共《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称,网红直播带假货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2020年11月5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推出《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中共网信办先于2020年11月13日出台《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又于2021年4月23日,同公安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2021年4月26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霖称,受疫情影响直播电商进入全民直播时代,当局要把网络直播带货的线上线下、各类主体都纳入监管。

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资讯战专家沈伯洋表示,中共当局对于网红和直播带货的严厉整治应当是出于恐惧,“尤其是它马上要开六中全会,中共内部的压力之大可能出乎外界想像。而网红和直播都有很大的观众群,中共对于这些群体可能发出的声音,可能十分恐惧,所以它要做出更严格的监管。”

他分析说,中共实施这些强监管的逻辑就是国进民退,“它可能不是要打击电商直播产业,当然也不会是真心要发展这个产业。因为它打垮一些互联网企业、电商直播,马上会有别的公司补上,尤其是国企和民企现在的差异其实也没多大,大一点的公司都有党支部。所以中共要的是控制,因为它能让这些公司兴盛,也能让其马上消亡。”

(大纪元记者骆亚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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