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三十年河东河西 放大历史视野看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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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6月05日讯】

一、两个六四事件 一幅历史画卷

长夜漫漫绝烟尘,江水滚滚逝春秋,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2年了。

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来年,对短暂的人生而言,恍如沧海桑田之巨变,让人常怀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唏嘘和感慨;而对一个历史事件来说,三十年也大概可以为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打上一个清晰的历史标签。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六四大屠杀发生之后的32年里,世界和中国历史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用后人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观来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六四事件就像是河东与河西的一道分水岭,让东西方的历史长河分流进不同的河道而各自奔流。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其实1989年的6月4日,在东西方同时发生了两个六四事件。当那一天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时,映出的是北京血腥的晨曦,到处是一片肃杀之气,中共用坦克和机枪,用成千上万名学生和市民的尸体,维护了它的专制和极权统治;而当几个小时后,阳光洒在欧洲那片土地上时,却是暖阳融融,维持近半个世纪的共产铁幕的一个缺口被这一天的阳光彻底融化,波兰团结工会在这一天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绝对多数,成为合法的执政党,而波兰的共产政权随后在一派和平的气氛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1989年的两个六四事件后,西方和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在西方,东欧的共产政权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相继垮台,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欧洲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共产政权多米诺骨牌轰然倒掉,至此,欧洲的共产政权一个不剩的全部解体。而在中国,发动六四大屠杀的中共顽固派却通过不断强化暴力和恐怖手段,加强了自己在中共政治派系中的权力,踏着六四遇难者鲜血上台的江泽民成为六四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并且在10年后继续发动了针对上亿民众——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运动。

研究中国当代史,很多学者一般会习惯的将六四事件和法轮功事件看作是两个独立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放大历史的纵深度,就会看到,在中国看似独立的这两起事件其实正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这个历史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在文革后,在共产政权的统治下,向正常社会体系不可抗拒的回归和转型过程。

如果用社会转型的大历史观来看待1989年的两个六四事件以及随后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历程,那么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1989年的6月4日,正是全球共产政权开始向正常社会回归和转型的一个清晰可鉴的历史节点,从这一天开始,近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共产运动走入尾声,而共产政权下社会转型的历史大潮则正如滔滔不绝的江水一浪接一浪,奔腾不息。

二、用大历史观看六四——共产政权社会转型的历史节点

在衡量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社会转型是一个最大的范畴。一个社会系统通常可以分为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所谓的社会转型就是一个社会系统在文化、政治或者经济的任意一个层面上出现了结构性的巨变,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系统的内部发生了转型。因此,社会转型包括三种形式,分别是文化转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

以中国的历史来衡量,中国文化的核心体系——道家文化,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基本奠定,儒家文化体系在夏商周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此后,这种外儒内道的文化体系一直代代相传,直到清朝乃至民国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在中共篡权推翻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之前,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没有发生过文化转型。在政治上,中国社会在秦朝以前是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分设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转型,此后一直到清朝结束之前,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汉族王朝再没有发生过政治转型。而在经济上,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体系,清朝晚期进行洋务运动,试图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可以算作是中国经济系统在几千年来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才算逐步完成。

可见,社会转型是社会系统的一种结构性巨变,在历史长河里,并不经常发生。例如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革命)都意味着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并一定发生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巨变,不一定发生社会转型。汉朝取代秦朝,以及汉朝以后直至清朝的每次改朝换代,中国社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基本结构都保持相对的稳定,没有发生社会转型。

而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传统社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基本结构,制造出与正常社会截然不同的恶性社会结构。如共产主义的文化是马列主义和无神论,这种文化与东西方的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格格不入;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是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或者官僚控制的商品化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近代市场经济所基于的商品和市场要素自由流通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而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既不是遵循道德和礼治的君权神授体系,也不是遵循宪政和法治的近现代民主政治体系,而是一种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恐怖主义极权专制体系。因此,共产政权的建立,必然是对人类正常社会结构的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摧毁,必然导致在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恶性的逆向社会转型,也就是把一个正常社会体系变成非正常社会体系。

所以,在共产政权体系下发生的任何旨在推翻共产政权的抗争、政变、革命,都是共产政权向正常社会体系回归和转型的历史大潮的一部分,无论是有计划的自觉性革命还是无计划的自发性抗争,这些历史事件的最终目标一定会指向社会转型。

回顾东西方的两个六四事件。波兰的六四事件其实是开启了欧洲共产阵营的政治转型历程,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苏东巨变,欧洲共产国家相继完成政治转型,建立了正常的民主政治体系。而政治转型的成功,也保证了这些欧洲前共产国家可以继续启动经济转型以及不同程度的文化转型,直至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上回归传统信仰并不断清除共产主义思想毒素的正常社会体系。在六四事件32年后,欧洲前共产党国家基本完成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但是文化转型在各个国家完成的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波兰、捷克是文化转型最彻底的几个国家,而俄罗斯是文化转型最不力的一个国家,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完成。

在中国,六四事件虽然遭到镇压,没有在1989年的那个年代与西方共产国家同步完成政治转型的历史使命,但是六四事件所代表的中国民众公开表达自由追求、对抗共产体制的精神和理念,以及它对随后的中国历史持久不绝的巨大影响,也使北京的六四事件无可置疑的成为启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历史大潮的第一个浪头,并与中国随后发生的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在时间上实现了无缝对接。

三、两个六四事件 为何结果不同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在1989年的6月4日,东西方政治转型的历史大潮同时开启后,为什么在欧洲获得了成功,而在中国遭到了镇压。

1、东欧民主革命与政治转型发生的原因

(1)文化启蒙运动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

政治转型的前提是,必须发生以推翻共产政权为目标的民主革命,而在民主革命爆发之前,必须有持久的文化启蒙运动,为民主革命提供文化驱动力。

在共产政权下的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利用一切可行的方式,突破共产党的思想和言论控制体系,让人们了解被共产党严密封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状的真相,揭露共产党的谎言,曝光共产政权的罪恶,使人们在心理上否定和抛弃共产党。

文化启蒙的作用,最终会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民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使共产国家内部形成要求民主化的群体意愿。二是在政治上形成反对派,构建了反对共产党的团体力量。三是在共产政权内部,使赞同政治体制改革的温和派崛起,使固守共产体制的顽固派势力衰弱,从而弱化了共产政权的统治。

我们看到,东欧共产政权的解体,正是遵循了以上的历史规律,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文化启蒙为东欧的共产国家提供了大量独立思考的异议人士和民间的反对派组织,以及在共产党内部形成温和派势力。正是这三种力量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形成合力,提出民主化的清晰目标,最终促成东欧以及苏联共产政权的解体,完成了欧洲共产国家的民主革命和政治转型。

一场和平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往往就是在舆论或者反对派的压力下,温和派开放政治自由。比如在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的斗争过程中,1989年2至4月,波兰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共产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经讨论,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合法。这为6月4日团结工会在全国大选中的胜利奠定了法理基础。

1989年10月份的东德,全国爆发了很多游行示威,民众从最初的争取旅行自由、要求放宽新闻控制,逐渐转变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要求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等。游行导致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下台,新上台的克伦茨更为温和,上台后随即宣布实行彻底改革,宣布赦免所有外逃和参与游行的人,并与西德政府正式接触。在克伦茨推行的旅行开放的政策下,柏林墙被推倒,东德共产党政权走向崩溃。

同样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是苏共党内的温和派,他们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抵制了顽固派,最终推动苏联退出历史舞台。

(2)宗教信仰在东欧共产国家文化启蒙中的核心角色

欧洲历史有着教权和政权分权的悠久传统,宗教在欧洲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教权和政权分权的一个好处就是教权可以对政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使世俗的政权必须臣服于上帝的权威,从而维护了古代欧洲社会君权神授的体制。

在共产国家出现后,宗教对政权的制约作用更显得弥足珍贵。宗教可以为人们独立思考提供完整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资源,因此,在一个共产国家内部,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往往会决定着人们独立思考的自由程度,也决定着文化启蒙运动的广度和深度。

东欧共产国家此前要么是天主教国家,要么是东正教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在东欧共产党统治时期,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国家,宗教活动都有一定的自由,国家不对信徒进行迫害,也不领导反基督教的运动,教徒可以举行宗教仪式,教会可以出版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而波兰的宗教自由度是前共产党国家中最高的,波兰的天主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天主教会在波兰民众中影响很大,它的道德权威超过了国家政权的道德权威,这样一来,政府做的事情,对与错的评价就不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民众会根据宗教提供的道德资源来评价政府的对与错,这进一步降低了共产党政府的权威。1978年10月16日,波兰克拉科夫教区的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罗马教廷教皇,成为约翰·保罗二世,这是波兰宗教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约翰·保罗二世以公开支持专制国家民众为人权和自由斗争而闻名。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造访波兰,受到波兰共产党当局的隆重接待,其足迹所到之处,民众无不争相迎接。一时间,空前的宗教热潮弥漫整个波兰。教皇的波兰之行,实际上也起到了对波兰共产党当局政治示威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波兰共产政权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失败。

约翰·保罗二世的这次访问也为波兰反抗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瓦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约翰·保罗,共产主义未必能在波兰崩溃,或者是崩溃的时间可能要向后拖延,波兰的政治转型也可能伴随大量流血。波兰政府前总理拉科夫斯基直言不讳地指出,约翰·保罗二世对波兰80年代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中国在1989年为何没有发生民主革命

回过头来看看1989年中国的情况。在欧洲出现的这些民主革命的历史条件,中国当时一条都没有具备。

首先,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国没有出现大量的异议人士,也就没有形成民主革命和政治转型的群体意愿。

其次,中国民间没有出现一个反抗中共的团体力量,也就是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存在。

第三,中共党内温和派没有掌握实权,在六四事件中,无法主导时局,也无法阻止中共顽固派对六四运动的血腥镇压。

那么,中国为什么在1989年的六四期间,没有出现民主革命的历史条件?主要原因在于启蒙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共实行了改革开放,西方的哲学、文学和艺术开始进入中国的大学校园,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公开传播,中国社会出现了萌芽的启蒙运动。在86年的学潮中,学生曾经提出要求实现民主选举、人民监督政府、要求实行三权分立、要求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这些民主诉求持续时间不长,在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中,被迅速的打压下去。在89年学潮中,学生提出的民主诉求甚至还不如86学潮,大部分的诉求集中在反腐败以及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基本没有人公开提出否定共产党,甚至对天安门城头毛泽东画像泼墨的三名义士都被当时的学生们主动抓住送交公安局。

我们知道,在共产国家进行文化启蒙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揭露共产党和否定共产党,民主自由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对共产党的清晰认识上,必须在否定共产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8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文化启蒙运动显然并没有涉及对共产党的揭露和否定,这造成了这场启蒙运动的先天不足。其次,在整个80年代,中国出现的民主自由思潮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也没有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共识。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六四事件也就注定了不会像东欧那样取得成功。

那么,中国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为什么先天不足,没有达到否定共产党的程度?一个表面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没有从根本上认清共产党,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80年代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十年浩劫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被连根铲除。而失去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界所发动的文化启蒙,缺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资源的支撑,在与中共党文化的对抗中,很难坚守道德的制高点,很难像西方宗教一样对政权构成道德权威。

3、中国六四事件的历史价值

中国的六四事件由于以上所述的先天不足的时代条件限制,没有走向推翻共产政权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只是80年代中国社会民主化诉求的又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六四事件由于发生在全球共产政权开始向正常社会回归和转型的历史节点上,不再是一个中国国内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虽然失败了,却注定不会平凡。

首先,六四事件开启的中国民主化和政治转型的浪潮不会随着这起历史事件的落幕而偃旗息鼓,而是方兴未艾,在此后的岁月里蓬勃发展。

其次六四事件的血腥结果,让世人看清楚了共产政权的邪恶本性,六四事件因此成为揭露中共邪恶最具震撼力的历史资料之一,也成为中共不敢触碰的禁区之一。六四真相如果被中国的媒体公开报导,就会造成中共政权的解体。所以,中国的六四事件虽然没有像欧洲的六四事件那样导致共产政权的崩溃,但是,由于它付出的流血代价,也将中共的统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六四之后的中国 “文化转型”历程

1、文化启蒙和文化转型

我们知道文化启蒙在东欧共产国家启动民主革命和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文化启蒙的表现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揭露共产党、否定共产党,目标是积聚反对共产党的历史合力,促成民主革命和政治转型。而文化转型则是重建一个社会系统的道德和价值观。

举个例子,张三是个坏人,通过一个黑社会组织控制着一个大公司,经常欺负公司员工,做了很多损害公司和员工利益的坏事。如果我在公司员工中揭露张三的罪恶,号召大家站出来将张三驱逐出公司,这就是文化启蒙。如果我在公司员工中宣传做好人的道理,使公司很多员工以及张三手下的很多黑社会集团成员都开始变成一个个的好人。那么,我相当于在公司内部重建了一种道德和价值观体系,这就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文化转型。

与文化启蒙相比,文化转型触及人们的灵魂层面更深,对人们良知觉醒的程度要求更高,所以,必须得有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指引才能完成。

2、六四后 中国“文化转型”的开启

六四事件,让中国错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会,但是人们未曾想到的是,六四事件过去仅仅三年后的1992年,中国民间就启动了一场无可逆转的文化转型,这就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实践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变。法轮功修炼者依据真、善、忍的指导,从做一个好人开始,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归正不正确的思想,放下自私的观念,用修炼中的超高道德标准不断升华自己的灵魂和境界,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片净土,形成新的文明型态。

从1992年开始,由于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实践而开启的中国“文化转型”有以下特点:
(1)有非常高的道德指引——法轮大法的法理;
(2)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中华神传文化;
(3)有数量巨大的文化转型的推动者——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

与西方宗教不断介入世俗纷争,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中国的宗教信仰都是出世的,一般不介入世俗事务。在中国历史中,引导中国社会变革的不是宗教,而是敬天敬神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关系,主要由道家文化来表述,并影响了儒家文化,中国的道家文化源远流长,在没有宗教之前就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前,这种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保存和延续,包括宗教和宗教之外的世俗生活。所以,在中国进行文化转型的根本目标,不是恢复宗教,而是重建被中共摧毁的神传文化体系,重建基于道德根本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

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实践正是为中国社会重建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恢复了以道德为根本的敬天信神的信仰体系,在共产政权还没有解体之前,就开启这种高难度的文化转型,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3、中国“文化转型”与中共暴政

法轮功修炼者开启的文化转型是在没有发生民主革命,中共政权依然存在,中共统治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有遭受镇压的风险。

由于法轮功的修炼并不涉及政治,只是为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道德标准和信仰体系,中共官员完全可以依据这套道德标准净化自己,升华自己,这样中共官员就会主动放弃作恶,并对中共历史上所犯的罪行做出忏悔,中国社会就有机会在文化转型的推动下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的体制,从而完成政治转型。在法轮功的传播过程中,也的确影响了大量这类的中共官员,他们在修炼后,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但是,正如六四事件一样,中共体制内也有顽固派,为了保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法轮功学员开创的文化转型的历史机遇面前,他们并不愿意变成一个好人,更不愿意让别人做好人。于是,1999年7月,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之一江泽民,亲自下达了迫害法轮功的镇压命令。

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官员设定的根本目标就是转化法轮功学员,只要一个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转化书上签字声明放弃修炼,就可以在中共的体制下过所谓的正常生活,否则就可能面临下岗、开除、以及牢狱之灾甚至是失去生命。法轮功修炼是让一个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变成一个好人,而中共的迫害则是让一个修炼者放弃做好人的真善忍原则,回到从前的坏习惯或者坏人的状态。这就说明,在这场文化转型中,双方较量的焦点却不是政治层面,也不是法律层面,而是人的精神和灵魂层面。在这场与信神的修炼人的精神较量中,中共不可避免的走向末路。

面对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一边坚守信仰不动摇,另一边,也不被动的承受迫害,而是采取讲真相的方式反迫害,同时提出了解体中共的时代主题,并肩负起了解体中共的历史使命。总体来说,法轮功学员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以下几类事情:

(1)创办媒体传播社会历史真相和法轮功真相;
(2)发表《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中共,否定中共;
(3)发起退党行动,劝人三退(退党团队)脱离共产党组织;
(4)提出“解体党文化,恢复正统文化”。

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壮举中,出现了意义深远的结果:文化启蒙揭露中共、否定中共;缔造大量异议人士、形成解体中共的群体意识;形成诸多的民间反抗力量;以及让大量中共党员、官员退出共产党,弱化中共的统治,这对未来中国时局可能的和平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所制造的欺世谎言(如天安门自焚伪案)、所犯下的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旦被中国国内媒体公开报导,这将比六四真相更震撼,会瞬间造成中共的解体。

4、重建天人关系 中国“文化转型”势不可挡

中共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的开始阶段,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22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在中国被消灭,反而在中国和海外传播的更为广泛,在22年的大迫害环境下,一批又一批的新学员顶着压力不断走入修炼,这与六四事件的结果截然不同。

诚如前文所述,法轮功的修炼者重建了天人关系,修炼人都信神,相信天道无私、善恶有报,因此能看淡生死,而一心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这种天人关系一旦确立,就超越人世间的任何世俗力量,很难被人间的暴力所摧毁。

在历史上,基于对神的正信从来都不可能被人世间的暴力所消灭,基督教曾经被罗马政权迫害200多年,无数的基督徒被投入斗兽场被猛兽咬死,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是基督徒没有被暴力所吓倒,最终罗马帝国被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所征服,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并最终成为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主要信仰体系。

同样,法轮功的修炼者也坚守信仰,坚守真、善、忍的理念做好人,法轮功学员的这种金刚不动的修炼意志,缔造了中国“文化转型”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五、结语 东西方社会转型为何不同道路

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消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阶层,如土地改革消灭独立的地主阶层,也就是乡绅阶层,这是在民间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通过反右消灭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这是在朝堂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通过宗教协会控制中国传统宗教,铲除了在世俗之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僧道阶层;通过文化大革命铲除普通人头脑中存留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

与东欧一些共产国家内部,宗教尚能保持一定的自由度相比,共产中国几乎没有丝毫的独立文化和独立信仰的自由。这造就了东西方共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

东欧共产国家由于宗教可以为文化启蒙提供道德和价值观资源,使文化启蒙可以缔造出推动政治转型的三大因素:异议人士、民间反对派、党内温和派,所以,东欧共产国家的社会转型可以从政治转型开始,先政治转型,再经济转型,再文化转型。

而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根绝,民间信仰体系的丧失,无法为文化启蒙提供道德和价值观资源,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只能从文化转型开始,先恢复传统文化、重建信仰体系,才能推动文化启蒙,形成政治转型的历史条件。在六四事件32年后,在法轮功传出29年后,以上的历史过程正在越来越清晰的向我们展示。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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