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爆料:公众不了解COVID-19疫苗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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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7月31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Jessica Marie Baumgartner报导/曲志卓编译)近期,“美国前线医生”组织(America’s Frontline Doctors)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Kansas City)发表演讲,谈论有关COVID-19的治疗方法。其创始人西蒙妮‧戈尔德博士(Simone Gold)在疫情之初因大声疾呼支持使用抗疟疾药物羟基氯奎因(Hydroxychloroquine, HCQ)而被解雇。

当时,唐纳德·川普(特朗普)总统赞扬了这种药物的有效性,但不久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撤销了对它的紧急使用授权。最近的研究证实,“低剂量的羟基氯奎因与锌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相结合是对抗COVID-19病毒的有效治疗方法。”

《大纪元时报》采访了注册护士莎拉‧阿布舍(Sarah Absher)。她有8年的工作经验,但今年春天她辞职了。在目睹了疫情实际情况之后,她决定在“美国前线医生”做志愿者。她表达了她对“医疗自由之战”的热情,并提供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材料来支持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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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首先自我介绍道:“我喜欢护士这个职业。当我们看到疫情中所发生的事情时,我和戈尔德医生有着同样的担心。”

阿布舍一直工作到今年3月17日。她说,她本来希望选举后情况会有所改变。但当疫苗在社会上被大力推行时,良心使她不能和业界的普遍腔调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在病人了解情况之后,得到他们的许可(Informed Consent)。但是,在疫苗试验问题上,业界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告诉公众,疫苗对孕妇是安全的,但这些试验并没有包括孕妇。”

参与疫苗试验的临床数据。(图片由莎拉·阿布舍提供)
(图片由莎拉·阿布舍提供)

“谈论疫苗的注意事项”

“我们都觉得我们看到的事情不对劲。但医生们只关心他们的声誉,他们担心的是如今的取消文化。病人们相信我们。但是,我的工作中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如果我偏离了业界的统一言论……(我就会有麻烦)。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当他们告诉我,在谈论疫苗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并发给我一份‘谈论疫苗的注意事项’时,我就辞职了。”

谈论疫苗的注意事项(图片由莎拉·阿布舍提供)
谈论疫苗的注意事项(图片由莎拉·阿布舍提供)

阿布舍还表示:“我不反对接种疫苗。除了没打过COVID-19疫苗,我接种了所能得到的每一种疫苗。但是他们越鼓吹它,它就越令我反感。我意识到公众根本不理解临床试验是怎么回事。”

她解释了临床试验的三个长期阶段。COVID-19疫苗的测试尚未完成这些阶段。

第一阶段之前是动物试验。然后是一小组人身上的第一阶段试验。这些人同意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而获得报酬。如果动物试验和第一阶段没有显示严重问题,那么第二阶段将测试更大的人群。最后,如果大组表现良好,那么在得到同意之后,第三阶段测试将在住院病人身上进行。如果在这些阶段中发现问题,就必须改进完善药物。

“我们如何做到公正?我们将给人们注射疫苗。如果他们有不良反应,这是公正吗?COVID-19疫苗的一切都偏离了正常,尤其在医疗行业。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传闻的不可靠证据。我们曾经有一个更好的数据搜集系统。但是我们现在非常草率。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推广疫苗。如果你查一下FDA的规定,你就会发现他们甚至没有遵守他们自己的规定:当某种药物仍然在临床试验阶段时,你就不能宣称它是安全的。”

医疗标准需要改变

阿布舍描述了她对COVID-19病毒处理方式的沮丧:“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病毒没有了解。可以说我们犯了错误。然而医生们,尤其是年轻的医生,很不愿承认他们犯了错。我们经常告诉护士们要诚实,要勇于承认错误。”

她解释了她辞职的原因:“作为医疗专业人员,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摆脱恐惧。但此次疫情中,他们却鼓励人们恐惧。”

“我不会回去,除非医疗界有所改变。它需要改变。”

她的工作经验提供了更多的视角:“2017~2018年流感季节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我们人手不足。许多护士和医生在接种了疫苗之后仍然得了流感。很多病人死了。但是2020年1月,我的病人中没有死亡的。我在肿瘤科照顾白血病患者。我们称他们为‘煤矿中的金丝雀’(注:可用于早期预警)患者,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非常薄弱(然而没有人因COVID-19病毒而死)。”

医学“已经变得无法辨认”

谈到有争议的治疗手段,如羟基氯奎因,她指出:“不仅羟基氯奎因和伊维菌素(Ivermectin)是有效的,很多疗法都令人鼓舞。此次疫情的不同之处在于,药物是否起作用并不重要。医疗作为一种职业已经变得无法辨认。”

她谈到这如何促使她加入“美国前线医生”组织:“今天你可以是左派的宠儿,但如果你偏离了他们,明天你就会受到攻击。我知道,我们需要坚持更高的标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生命。”

她指出,“在印度,当他们停止使用抗疟疾药物(如羟基氯奎因)时,疫情就会出现大高峰。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情况如此糟糕,而非洲却非如此?非洲的情况良好,因为他们每周服用一次羟基氯奎因来预防疟疾,所以他们没有COVID-19病毒的死亡案例。”

直言不讳的代价

当被问及她的家人如何看待她辞职的决定时,她说:“我丈夫非常支持我。他看到我在疫情期间陷入深深的抑郁。我真的以为其他人也会看到这一点,而情况会有所改变。”

但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支持。“我的父母,他们是百分之百地相信政府。他们是前政府律师。在他们看来,政府绝不会做错任何事。当大规模疫苗推广开始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从二月份开始,我没有和我爸爸说过话,而我们的关系以前是很亲密的。我从三月份起就没和我妈妈说过话了。我们在打仗。”

像阿布舍这样大声反对主流说法的医疗专业人员,他们被消声了,关于他们的信息也遭到审查。但她希望,其他人还会继续站出来大声疾呼。

原文:“Nurse Blows the Whistle on the Medical Industry: ‘They’re Not Offering Informed Consent’”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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