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2月07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eter Dahlin撰文／信宇编译）最近以来，值得外界特别关注的是，许多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的香港人，包括民主抗议者，正在中共政权高压下选择认罪。不出所料的是，这样的消息遭到不少人的嘲笑。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标志着香港当地法律制度内地化，特别是标志着北京政权正式在香港强制实施国家安全法。
在中共治下，民众其实没有选择可言。面对政府指控，认罪伏法几乎是唯一的归途。这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典型运作方式，在几乎任何情况下，不认罪都被认为是愚蠢的。中共政府2021年公布的最新完整数据显示，在170万个案件判决中，只有511个案件被判决无罪。毫无疑问，这些数字令人震惊。
任何曾经被中共逮捕过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即使你是无辜的，你也会被判定有罪。对于这一点，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最终的结局就是，每个人都会被迫认罪。中国法院很少为缺乏证人和技术或法医证据而烦恼；要获得这些证据成本很高，而且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只需要获得嫌犯的供词即可。
这项定律尤其适用于广大的人权捍卫者。这些勇敢的人权斗士遭到中共政权逮捕后，会被关进监狱，经历严刑拷打，身心尽损，甚至毁掉生命。然而，如果他们有机会得到释放，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们还会回到原来的工作中。他们知道这工作可能会杀死他们，或者至少会摧毁他们的生活。但他们还是回来了，几乎从不例外。然而，即使是这些人，除了一些非常罕见的例外，也会认罪。这是因为他们软弱或没有原则吗？当然不是。
任何相信自己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的人都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由时，这样的奋斗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认罪，他的刑期将被大大减少。如果他肯定知道自己会被定罪，为什么要选择在监狱中度过八年而不是四年呢？
如果嫌犯不选择自行招供的话，中共警察几乎有无限的能力来迫使他们招供，从身体摧残到心理折磨，从威胁家庭成员到拘留或逮捕他们。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起作用，警察可以更进一步，去找其他相关人员，如同事、商业伙伴等，把这些人作为棋子和诱饵来成功获取口供。
香港许多民众因参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简称“反送中”）和呼吁民主的示威集会活动受到政府逮捕而伏法认罪，此举表明香港民众对获得公平审判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而最近的法院判决清楚地表明了个中原因。
北京在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令警察、检察官和中央政权权力只手遮天，以至于被告在审判前获得保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审前拘留却被任意延长。一些异议人士，如（拥有澳洲 – 中国双重国籍的政治活动人士）吴政亨（Gordon Ng），已经在法庭审判前被拘留长达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并被拒绝保释。而还有一些人，如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获得保释，但遭到严格的人身限制，不能与外国官员会面。
此外，香港的政客们多次威胁要强化地方立法，如国安法将更严格地限制保释条件等自由空间。这种地方立法也是为了“填补”北京中共当局实施的法律留下的空白，这意味着限制异见人士自由的法律框架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以至于更多的行为和言论将被当局定罪。
当更多人被移送审判时，香港的民主空间将遭到无情挤压，一些当年领导反送中民主运动的民间领袖，在遭到政府清算逮捕后，选择低头认罪，这一切并不令人惊讶。他们认罪是对香港堕落的法律制度和北京集权制度的控诉，而不是对自己过往民主信念的放弃。
作者简介：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成立于2016年）创始人，也是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行动”（China Action, 2007—2016）联合创始人。他著有《媒体审判：中共的新式审判表演以及中国媒体的全球扩张》（Trial By Media: China’s New Show Trial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a, 2018）一书，也是《失踪者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人口强迫失踪系统内部追踪》（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 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2017）一书的撰稿人之一。他从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并被关进秘密监狱。随后他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国之前，他为瑞典政府工作，处理性别平等问题。他现在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
原文：Hongkongers Pleading Guilty Is a Sign They’re Under Beijing’s Control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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