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后某一天我回去了，总得有个开始吧？总得熟悉了解清楚，然后才能有所选择。例如：谁谁是富农地主？都有哪些不听话的人？谁最热衷到外地割草？
这里几乎每家都把养猪作为副业，蕉树的树干、蕉蕾都是猪的饲料。原来不养猪不行，这是共产党分派下来的“任务”。每一只猪必需按比例以官价收购，余下的可以拿到“自由市场”零售，不然你得支付高价购买“任务”。
他们在村口树上挂上一块铁板，时间到了就有人拿着铁锤不停敲击，当！当！当！那是告诉村民时间到了，该开工了，反之亦言，时间到了，可以收工了。那声音竟能传播得很远，尽管有时候是逆风。整个县内都是这么一个模式，或者可以说全国都是一个模式。
第一天开工要改田担泥，初始时他们不知我的根底，竹墋内就那么丁点泥土，怕把我压扁了。我和他们说：“来吧！二百斤以下没问题的！”
“啊？社会青年就是不一样！”一百几十斤一扎的甘蔗放肩上健步如飞，他们算是知道了，我并非是被迫刚放下书本的小娃娃。
很快和一些年轻人混熟了，最谈得来的是朱绍光，一个富农的儿子，我清楚地告诉他，我迟早会走。
我经常到邻村小学开会，廖勤经常过来在小卖店前流连，非常纯良又健谈的一个人。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变得无话不谈。
他说姐姐嫁到逢简，一个县城去的知青因偷渡失败被抓回来了。我说凡是偷渡失败被抓回来的人都是人才，他们在这方面都有经验，比较熟门路，正所谓老马识途嘛！
经廖勤穿针引线，初次秘密聚会，由廖勤介绍相识了，我们四人那天晚上在逢简与古粉之间的桑田里碰头了。
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简单也好，复杂也罢，都是私人的故事。我的比较“狗血”，共产党说的25岁以上或是独子例外：免役！很不幸我真的例外！主因是我本就“成分高、觉悟低”，后又与他们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免役？他们恨不得早些拔除我这眼中钉，但想不到亚尧的故事比我更狗血，不，应该是天真加无知。
那家伙咬牙切齿忿忿不平地说，他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有些已经谋得“铁饭碗”，只有他与细妹仍在学，而他刚好高中毕业。他的老妈是“先进”人物，担当着居委会的小组长，也就是最最低层最末的那一个级别。“上面”和他母子说只要报个名凑个名额，起带动作用而已，他们天真地信以为真，无奈报了名。
怎料共党那运用得天衣无缝、炉火纯青的卸磨杀驴的伎俩马上就来了！过桥抽板、用完即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千万例子在整个中国大陆比比皆是摆着呢，哪里还容得你反悔？他们相信了共产党，他们被共产党欺骗了！也被他们自己的天真害惨了！那也难怪他，毕竟是初出茅庐啊！
无可奈何，他只有选择出走，另谋生路。
我们都是知青、同住在县城、有共同目的，一拍即合。立即筹备组队，还说谁谁的亲戚在古朗，也希望加入，没问题。（伍于流与稍后结识的伍于伟姐弟、均是古朗村的原住民，是大名鼎鼎的春秋时代名人伍子胥的后裔。其上祖因逃避吴王的追杀而从北方逃难到古朗村，现时此村的祠堂内应还有相关的记载。）想不到2000年后因要“用脚投票”，与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是要组一个七人的团队，人选基本就定下来了。说起来那家伙做事也贼大胆，在夏季利用台风的规律，三个人就行动了起来！其中一个还是生产队长呢！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但累积了可贵的经验。
事情确定下来之后，我和亚兆立刻和生产队长说要去学习割草。整个生产队立即沸腾起来，人们议论纷纷，一个知青什么都不懂，能掌控得了艇仔吗？想搞偷渡才是真的吧？一个黄毛小子从来没出过海，成吗？大力反对的要数那个副队长：“千万不要把小艇交给他，那家伙铁定会偷渡的！”
可是我们还是顺利领到了小艇，这得多谢队长劲叔，是他给了我机会。马上翻新维修，制造新艇蓬、风帆（也是睡觉用的被单，一物二用）、竹杆、炊具等等。我还要负责制造收音机和指南针。
任务重，时间短啊！制造收音机对我来说没有难度，指南针也没有困难。
把家里挂墙上的时钟发条拆下来，只取其中很短一截剪磨成梭型，买最细的漆包电线绕个几百圈，一通交流电，保险丝熔断后便已充磁了，变成磁钢片。买个塑料圆盒，制造一个稳固的铜针支架，盖的部分开窗加玻璃并防水密封就大功告成了。
待续@*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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