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记住历史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立了专门记录历史的史官，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信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 。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君皇开创贞观之治盛世的唐太宗说过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观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可见反思历史的以史为镜的重要性。不敢正视历史甚至不准反思历史是内心虚弱缺乏自信的表现。以谎言对抗历史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历史长河中挣扎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一个不能、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当然不应该沦为这样的民族，中国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和责任反思历史。

《九评共产党》中说“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他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它通过如思想改造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动会道门、粛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学生运动、镇压法轮功信仰团体…等等 各种血腥的洗脑运动屠杀人民 。用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的历史。它一切罪行都不敢让人民知道，如果人民知道它所干的罪恶勾当，一天也不会让它存在，所以它封杀真实历史，窜改历史，让人民禁声。

中共希望所有人都闭嘴，被害者闭嘴、被害者家属闭嘴、旁观者闭嘴……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虐杀百姓。所有人都闭嘴是加害者最开心的事情。中共就是要人们忘记(历史)，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只是要努力记住。

中共70多年的历史是专制暴政和谎言构成的历史， 年轻一代在中共的文化暴力欺骗下、在粉饰太平的宣传中，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中共伟光正，真的把中共当成了救星，把中共等同于中国，把一腔爱国情怀献给了中共，忘记了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而去做了马列幽灵的子孙。可悲、可叹！

我们是亲身经历见证中共统治的一代，要抓紧时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我是30年代末期的人，我们都是80多岁的人了，中共的一切运动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知道的留下来，不能让中共的谎言欺骗的我们的后代。我这里讲的都是我的真实故事、我个人的经历，不是从历史更广的角度去讲的，只说我个人的故事。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以对历史、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写下自己和家族的经历，那怕回忆是痛苦的、带有血和泪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历史已经过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严酷的教训。

乡村教师生涯

1958年大跃进就开始了，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各方面跑得更快了。教育也要跑起来了。以前每个村里有个村小是初小，现在要每个队办一个一年级班，书记哥哥叫我教书，开始我不同意“我是来建设新农村的，不是来教书的，要教书在重庆就教了”，他说“要听党的话党需要你教书”。开始，深入农户登记动员儿童入学，先来了20多人最大10岁最小7岁，慢慢动员后来有五六十人分成两个班，

上、下午分别上课。教室就是原来生产队的保管室，只有一个门没有窗户，用条凳当课桌，学生坐自带小凳。没有书、笔、作业本我就帮他们买。这时我可以不劳动，但我一直坚持上、下午上课，晚上和社员一起加班劳动，天天如此。

农村以前每乡有一个小学，校长同时又是乡文教书记，现在各队教师就多了，大多数都是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也有当地的知青。乡里经常开教师会几乎是每周开。

我们乡完小校长姓周，人很高大，脸浮肿的样子又很黄，走路一拖一拖的给人以黄疸病人形象。不过此人骂起人来却很凶。记得有一次开全公社教师会，不记得开会是什么主题，反正他一人讲得太久，下面有点不安静。突然他把桌子一拍，指着下面百多名教师骂：“你们这些“花脚乌龟，漏汤滴水的”(骂人的话。这些党官们是不知道尊重人的，下级都是他们可以随意欺侮的对象)，读书十几年 没见过教师校长这么骂人的，真使我们惊讶不小。有一次晚上开完教师会都半夜了，会后又要积肥，就是推倒土墙房子、铲地皮，在很晚结束后点名时有一个人没到，周大发脾气，当时就宣布取消这个入党积极分子资格，后来了解这人是本地人，是周的红人。一星期后开教师团员会，表决开除此人团藉，我觉得这是整人，表决时就不举手，张姐拉着我的手举，说不举手就会整你了，我没举，可能人太多一个人没举手没被发现，就没有被报复。我们背地里把周的糗事当笑话，本地一个村小老师说，你们是城里来建设新农村的，他不敢乱整你们。我常做噩梦都是梦到他在骂我。可见此人之凶。2003年我去葛兰，问及周校长，说后来他也被撤职，被整肃了。中共治下就是绞肉机。

教师经常到乡里开会学习。不外乎是大跃进拔白旗之类，从来不讲教书育人的事。会常开的很晚，这才能显示出干劲十足，谁要打瞌睡就会被罚站在前面提煤油灯，好一点让站地上提，有的是站在凳子上提。开完会哪怕是后半夜都要连夜赶回生产队。从公社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有20几路，开始人多顺公路走然后分别转入小路又上山，我所在生产队在半山腰。那时我还不到19岁，一女孩儿半夜走漆黑的山路很是害怕，路又不熟，有很多惊险与无奈。有时迷了路看到有竹子就抓住竹子滑到农民家问路，(四川农民家院子都种有竹子)，农民一见是城里来的学生就让吃饭睡觉，(那时还没有成立公社、大食堂) 说城里来吃这样的苦，小女孩真不容易。农民真是非常淳朴善良，我在不认识的农民家住过3次。有一次实在太累也不想麻烦人 ，见一农家院外有一个稻草垛子，就拉出一些稻草，躜到草垛里睡了一觉，天亮再回家。除劳动上课开会外还要家访、扫盲。所谓扫盲其实就是走过场，农民识字课本，就是些政治口号，记得第一字是“毛”然后是同音字：矛、茅，同音字写在黑板上，就教社员这些都读“MAO”，而社员白天晚上干完活早已筋疲力尽，跟着喊几声就呵欠连天睡着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们，就让他们睡，等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或看到火把亮光，才喊：“快起来，干部来了！”他们会立即起来，又大声读起来。(农民都很怕干部) 也有后半夜开完会要求连夜扫盲的，这样的任务我都没执行。我和这些淳朴善良困苦的农民在一起有4个多月时间。

到7月，大跃进又要求每一个公社办一所农业中学。以前长寿县有一所高中，3所初级中学。我被调到农业中学，月底到县里集训，学习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讨论教师应如何对待剥削阶级子女，我发言说“剥削阶级子女在家里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作为人民教师应和剥削阶级争夺青少年”第2天食堂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批判“某些人要把教育重点放在剥削阶级子女身上”开始我没在意，还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说，我也不爱看大字报因为太多了，无意中看到是引用我的发言，我认为这是对我本意的故意歪曲，当时气坏了，就找到县文教科黄科长，说你们这是故意整人，这个书我不教了，我本来就不是来教书的，我回农村去。 因为我本不想教书同时也知道回生产对家长户哥哥是书记不会为难我，当时还不知道党整人的厉害，才敢这么大胆。我这“强硬”的态度反而使这场风波平息了。学习结束回公社办学，葛兰农业中学有10个教师全是重庆下乡的知青，向公社汇报后，讨论怎么办学？收什么人？公社党委要求收农村干部。怎么报名？我们被告知下午要开三级干部会，干部们都要来就可以报名了。下午开干部“拔白旗”大会，我们就在干部中报名。 突然广播中斥责“某些城市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坏我们拔白旗的大会，在会场上窜来窜去的”我们都接受不了，大家坐下来议论：不是你们让我在开会时报名的吗，谁不知道坐着舒服些，也就都不报名了。晚上公社开教师会，要求我们做检查他们都在会上说：走来走去是不对，只有我没有发言，我认为是他们叫做的。现在反思，在别人开会时走来走去是不礼貌，不过那种会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会，都是整人。

后来，农业中学收的都是没考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共三个班。开学就是劳动。先把农民撵走，然后把抢占的房子打墙连成大间当教室，搬桌椅(都是拿农民家的)学生住校，那时公社刚成立，是开条子调拨粮，主要是玉米。搞了近半个月没上几天课，就开始大战钢铁，要“超英赶美”了 。

发动群众运动是党的法宝，大炼钢铁也不例外。农村农民、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炼钢工地在“安坡寺”，那里树木很多，还有竹林，本来风景很好。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把很直的树干用竹篾捆扎成正四棱台，里面四周填充上土，中空是炉膛。手拉风箱也是农民用木材自己做的。满山遍野的所谓“土高炉，一排一排的。树被砍下来做炼钢铁的燃料、农民的家具，橱柜、桌椅、门窗等很多也被收来做燃料。矿石在另一处山上。我们农业中学的任务就是运矿石，干了一个多月，又值秋雨，非常辛苦。我看那矿石与一般石头一样，不知含铁量有多少，我们还得带着学生天天挑，反正最后是没炼出一点铁来。在安坡寺挑矿时，住在山上一处已经将农民迁走的空屋，我们让学生住在屋里，正值雨季地很潮湿，我们几个教师睡在门口，用块布挡雨，等于是睡在湿稻草上。后来我发现有用来做燃料炼钢铁收的柜子，我和好友就睡在里面，虽只能圈起脚睡，但不潮湿已经很享受了。在山路上挑矿石，其实我是不能胜任的，完全靠学生帮我：在干部面前一人一挑，我也挑一挑，挑到干部看不见时，学生们就把我挑的矿石分了，等到了土高炉旁他们又放一挑在我肩上。以后其他劳动大多如此。除了炼铁高炉，还有“炒钢”。把家里的一切铁器：锅、铁勺、门锁用来炒钢。满山的炉子，满天的火苗，照亮了夜空，确实壮观，几个月下来树木几乎烧光，运动结束后留在安坡寺一带的土高炉、乱石块、似是而非的“成品”丢弃满山，静静的躺在地上，控诉着那荒唐的运动。2003年我重返长寿，专程到安坡寺故地重游，40多年过去了，荒山依旧，附近树木竹子依然稀疏，真让人扼腕叹息：我的大的母亲不知何时才能恢复被疯狂摧毁前的旧日容貌？

运动结束又回到小湾庄。给学生安排了比较干燥的房间，我们女教师就在猪圈填平的房子住，用脚踏一会地都会出水又湿又臭实在无法睡，后来发现有一个小阁楼，可能是以前农民放粮的，用楼梯爬上去，很低抬不起头得爬进去但很干燥，我们六个女老师就都挤在哪儿。终于正式上课了，但经常停课参加各种突击劳动，捡桐油籽、种甜菜、挖鱼塘、送粮还有农场劳动。

大跃进真是跃的快，不久要求山上也要办教学点就把山上学生组成一个班。迁到大坝山上。我一个人带班上山。学校在大坝山山顶的一个小山头上，可能是当地的最高处。是一所新修又弃置的房子三间屋，没有门窗孤零零的在山顶上。上山的第一天 安顿好就放学生回家休息，夜里我一个人住在这没有灯光、没有门窗、没有邻居的屋里，外面的风很大，呼呼的风声，躺在学生用竹木给我绑的床上，吓的很难入睡，只盼天亮学生回来。在这里我一个人上语文数学等一切课，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劳动时有班劳动委员管我不用操心，其实我除了上课其他多是学生照顾我。学生中有高小毕业后当过几年农民的20多岁比我大，应届的一般比我小4～5岁，在农村从小劳动，生活能力比我强。有时到公社开会，近30里，晚了学生会到半山的烟坡顶接我。有一个炊事员煮饭，开始是包谷羹，以后就是以罗卜为主了，大瓮子锅煮的罗卜都是苦的。有一次开会回来学生说捡了一只死鸡炖的汤叫我喝，确实很鲜，喝后才告诉我说是他们打的一条蛇。有的学生把家里弄的咸菜悄悄从肩后倒到我碗里或先埋在我碗里，农民子女的淳朴感情使我终身难忘，有的学生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人民公社前我刚去时，家家堂屋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多，那时在农村对教师是很受尊敬的。我一个在家娇养的女孩没有什么生活能力，没有这些学生的关照，在那艰难的岁月真是很难走过来的，“文化大革命”后，传统文化、道德被批判，师生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的学生再没有那么好的关系了 。

几个月后，大跃进要办高中了。我们又回到小湾庄。把三个初一班中成绩好的学生中，选出一个班读高一。我当高中班主任并教物理、数学 。

58年刚开学时粮食是调拨，包谷羹可以吃饱但没有油、肉、糖，菜也少，我们自己买咸菜。58年红薯大丰收农民用红薯喂猪。包谷吃久了没菜也难下咽，看到农民喂猪的红薯，我们就去向饲养员要猪食的红薯来吃，觉得真甜真好吃。因为劳动力都去修水利、战钢铁，红薯在地里没有人收，晚稻有的在田里没割、有的割下来在田埂上没人挑回来最后都烂在地里了。以后粮食就开始紧张，学校不供应包谷了，让我们自己在地里挖红薯。那就天天吃红薯一直到年底。但后来真是甜腻的吃不下了，把红薯沾上盐、醋、辣椒吃，真是嗅到那味儿都饱了。后来红薯烂在地里，就开始挨饿，再想吃红薯已不可能了。从大坝重回小湾庄后，59年粮食开始紧张，学生改为走读，停止供应，就是回到农村吃农民的定量每天二两每月六斤原粮。我们教师每月17.2斤粮票，就在附近的公社粮站搭伙，要横穿马路有10多分钟的路程，在路边常看到有饿死者。住的最远的学生在大坝山上，下来上学一般都要走两个多小时，早上天不亮就出发，学校是9点上课，中午不休息，老师有利用空堂时间抽空吃饭，学生上完课后要在农场劳动主要种萝卜青菜红薯之类，四点钟放学走到家已经是天黑了。粮食越来越紧张生活越来越苦。其间还有不少突击任务。学生冬天都穿的很少，有的穿一件内衣外面是半长的衬衫，多数光脚到校后洗一洗才穿鞋，少数学生上课时两脚间夹一个烘炉，就是用一个瓦碗外边用竹蔑编成手提炉，在大食堂把煮饭后的炭火装在碗里取暖，光脚经常冻的脚上冰口出血，我真难想像他们是以何等的毅力坚持学习劳动的。记得我曾将一件旧棉衣送给一个学生，2008年这个学生到成都看我，还提到此事说这是她穿的第一件棉衣。1960年上半年由于贯彻阶级路线，半期中通知各班将地、富子女退学撵出学校，其实当时我们班只有两个，成绩都很好，平时低眉顺眼，又矮又小，是听话又能吃苦的好学生，我真的无法执行上面决定，就对学校讲他们是我的学生学习劳动都很好，又遵守纪律身体单薄还能吃苦，无缘无故你叫我怎么撵他们？教导主任也是重庆知青，就没反映上去，这两个学生读完了这学期，60年9月份开学，学校就不准他们注册报到，我知道小女孩杨仕林伤心的痛苦，同学们劝她，我不忍心和她见面，后来听说因无法生活跑北大荒去了。还好前两年有学生给了我她的电话跟他联系上了，我给讲真相她还能认同。

61年2月全县农中停办，我被分配到长寿三中 仍在葛兰，教了一学期初三化学当班主任，中考在全县11所中学中排第3。由于饥荒大跃进时办的初级中学从4中到时10中全部停办，全县只剩下一所高完中及三所初级中学，我们下乡的同学都放到小学，开学后不久三所初级中学全部停办。三中停办后，我被调到新市小学。在长寿三中的半年是我生活最苦的半年，公办中学不像农业中学，有农场地里有菜。就只有17.2斤粮票，平均每天半斤多，食堂吃碗碗饭一人一小碗，早上1两、中午、晚上2两，有点炒盐。老教师多数都在学校内开荒种点菜，我刚去既无地也不会种，就和学生一样吃野菜，经常吃喂兔子的鹅尔草、还有从学生学宿舍收来的尿倒在一个坑里，人用棍子搅，生成一层绿色的东西叫小球藻，说是植物蛋白是高营养品，还有连炮酶就是发过酵的米糠灰，土茯苓(一种树根)当时全国水肿病人很多，肿病人死的很多。61年后干部中肿病号每月30斤稂。一次校医告诉我全校人人都是肿病，人人都吃30斤就你一人不肿吃17.2斤，我给你开一个月肿病证明，吃了一个月30斤。其实当时我已饿得撑不住了，每天早上4～5点钟都饿得胃里翻腾吐酸水，用盆子接所以后来一直胃都不好。

大饥荒时为什么停办学校？因为老师们的供应工资并没减少，唯一能减少的就是学生的粮食供应。就为了学生少吃一点粮食多一点人挨饿，长寿停了10所初级中学，十多所农业中学，如果不停办这些学生多读点书成为有文化的农民对个人、对国家农村建设不都是好事吗？就是为了减少了粮食供应完全不顾人民前途。我的那些学生虽然只读了两年半中学，他们还是有些人发展的比较好。当然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农民有当队长的，也有教书的，还有电站站长，有当医生的、参军转业当干部的，还有当乡长的，文化知识高了对一个人的发展确实是好处的，但是共产党就是为了克扣粮食，就断了很多人的发展之路。

中共的政策从来都是左右摇摆，像荡秋千一样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扩大大学招生，在职干部很多考大学的。57年因为“反右斗争”，大学压缩招生，而且贯彻阶级路线，我们学校是重点1、3、7之一，也只考取一半，落榜的除了成绩差的就是成绩好岀身差的。58年“大跃进”高校又扩大招生生员不够，高二的学生提前毕业参加高考。 到62年又是压缩招生，好在提了一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分不落榜”。63年又有阶级路线，64年基本上不收出身不好的了。

58年扩大招生，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有很多跑回重庆参加高考，也有同学来约我回去报名，我没有同意，我说我们说的是3年建设新农村，要讲信用我60年考。后来知道没下农村的成绩差的都有考上大学的，而下乡的成绩好的也只有2人考了民办化工学院，后停办转入重庆师专化学科。这正是越听党的话越不得好。60年3～4月份我就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考大学。找到县文教科不同意。我就写信到省高校厅、中央高教局、一直至到陈毅付总理，都没有得到回信。一个周末片区4个农业中学到葛兰农中开会，一起下乡在另一所农中的张姐也来了，好久不见面特别高兴，拉着她讲话，她紧张地问我：你知不知道开什么会，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几个农中都开了预备会，批判你想考大学。你胆子大衣，怎么敢向上写信？四十几个教师加上县区相关领导50多人开批判会。没有直接点我的名，老师们都不直接说我，都说自己以前想考学校不对。这次会不如他们所愿也就不了了之。会后文教书记找我谈话说：想上大学离开农村是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 ，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下去就是帝国主义，以后会成为敌我矛盾。等他说完了，我问他：5月份我是先进教师，6月份成了敌我矛盾，你没找我谈过话，是不是工作失职，可能他怕影响自己就再也不提此事。这一年我也再不敢提高考。61年因为在长三中教毕业班不忍心把学生丢下，再加上去年刚被批判了也就没有申请。长三中停办后调到新市乡中心校教六年级算数。这时思想上就不平静了，说好三年考大学，现在却成了遥遥无期，就在卫生院开病条不上课。新市小学黄校长是葛兰大坝山上的人原先就认识我，找我谈话说：知道你想读书，你现在教小六也很关键好好教我帮你报考学校。62年他调到县党校学习，6月份还不见回来，我急了给他写信说：你要讲诚信不能骗人。七月一日党校放假，他回到学校告诉我，在县里学习时，他多次给文教科反映：现在停办那么多学校也不缺老师要求放你考学，文教科坚决不同意，他不想失言所以赶回来用小学公章开了三张空白证明，你回重庆看怎么写，能报就去考，不能报就赶快回来。看招生要求是要县团级证明，没有办法也只好赶回去试一下，好在62年政策是“纠左”，报名时又遇到好人没用文件政策卡人，才得以报名参加了高考。深刻体会到在中共治下一个人要掌握自己命运有多难，一切由党操控，由党官操控。我很幸运总遇到好人，邦我逢凶化吉。可能因为我是有神论者，得到神灵护佑吧。可是这个省高教厅长后来却被撤职，连他的秘书都下放到了中学。在这个体制下好人不好当，好官也不好当。

拿到录取通知回县办手续，把文教科的领导气坏了，一直等了几天也不办，说要研究以什么形式去读：是离职还是读了返回长寿？这些我已经毫不在意了。回到葛兰遇到黄校长，我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反倒送我一支钢笔希望我到大学好好学习。领导中真有不整人的好领导，可他却因此事在文革中被批斗，他说他不后悔。现在我们还有联系，我真心感谢他帮我圆了大学梦。

农村4年半虽然生活很苦，也受了很多委屈但也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许多思考，不再盲从于一些宣传，成熟了许多，明白了许多。

责任编辑：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