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已亡？写在情人节的回答
现存最古老的英文情人节书信可追溯至1477年2月，玛格丽‧布鲁斯（Margery Brews）在信中将未婚夫约翰‧帕斯顿（John Paston）唤作“我至爱的心上人”（right well-beloved Valentine.）。她写信给未婚夫，是因为父亲反对这桩婚事，拒绝提供帕斯顿家族认为合理的嫁妆。玛格丽在信中慷慨表示，若帕斯顿选择收回爱意，她也能理解。
所幸玛格丽的母亲伊莉莎白介入，在家族争端中扮演了斡旋者的角色。她在致帕斯顿的信中写道：“本周五适逢圣瓦伦丁节（Saint Valentine’s Day，情人节前身），万鸟皆择伴成双。若您愿于周四晚上来访……我祈求上帝您能与我丈夫商谈，我亦将虔心祈祷此事终能圆满解决。”
在伊莉莎白调停下，这对年轻恋人最终跨越家族阻挠结为连理。
这些书信揭示，当时的情人节与今日相同，皆交织着情感与传说。就像中世纪的鸟类观察者发现，伊莉莎白提及的鸟类会在2月中旬开始择偶，人们因而将此现象与2月14日的圣瓦伦丁节连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对母女的书信展现了“浪漫”的威力——那由神秘、爱恋与激情交织成的魔药。
心之日
情人节在许多方面堪称美国最奇特的节日。其它节日要么基于重大事件（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要么旨在致敬军人、总统或劳动者。
最初，情人节纪念的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圣徒，他很可能在基督教早期殉道；而在当代，这一节日鲜少涉及宗教信仰。相反，这个特别的日子已演变为以爱为主题的盛会。与节庆相关的象征——心形图案、鸽子、手持弓箭胖嘟嘟的丘比特，如同这一天赠送的贺卡、巧克力与鲜花般随处可见。
许多学童仍会在课堂时间亲手制作卡片，或啃着“甜心糖”（Sweethearts）——那些印着“爱情虫”（Love Bug）和“亲亲宝贝”（Honey Bun）等字样的小巧心形糖果。爷爷奶奶和爸妈也会送给孩子卡片与点心，一些退休社区和团体还会举办舞会与茶聚。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的文化还是将情人节与浪漫紧密相连，就像玛格丽和伊丽莎白‧布鲁斯那个时候一样。我们视之为少年人情窦初开的契机，或是相守五十载的夫妻共进烛光晚餐的温馨时刻——他们只是隔桌轻触指尖，便重温了结婚誓言。
然而在21世纪的美国，有人却质疑浪漫是否已消亡。
文化与习俗
我们发现，“浪漫是否已死？”（Is romance dead?）这个问题在众多网络论坛引起热议。持肯定态度者多援引轶闻来证明，他们的观点通常源自糟糕的个人经验；另一些人则从宏观视角出发，将矛头指向日益个人主义的文化——沉溺于自我催生了对承诺的戒备心理。数码科技及其冷漠的单身交友网站与约会应用程序，也因破坏传统约会礼仪而饱受批评。与此同时，过去五十年间两性关系的剧烈变迁，更使浪漫追求的准则变得模糊不清。
这些抱怨并非全无根据。不远的过去即可证明，文化与科技的变迁确实影响着爱情与浪漫的礼仪习俗。例如城市化浪潮推动年轻男女为谋生涌入都市，致使父母在求爱或择偶过程中的参与度降低。汽车的大量生产彻底改变了约会习俗——曾经只能在心仪女孩家客厅共度夜晚时光的年轻男子，如今有了代步工具，可带她去任何地方而无需家长陪同。
由此看来，我们坠入爱河、寻求婚姻或“灵魂伴侣”的方式，会随着时间演变，但核心问题仍然存在：当代文化是否让浪漫爱情变得过时？
要理解当下，回望过去往往能带来莫大启示与心灵安慰。在此情境下，文学作品或许能解答此问。
浪漫文学旋风之旅：第一部
浪漫至少和文字一样古老。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美国当代作家。——译注）在她为《爱情之书》（The Book of Love）写的导言中提及，“埃及学家发现了55首无名氏爱情诗作”，其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其中一首《求爱对话》（Conversations in Courtship）对爱人的描绘，以“若她拥我入怀，我心甘愿为奴”作结；希伯来圣经《雅歌》中的夫妻对唱同样充满炽热情愫：“愿你以口唇亲吻我！因你的爱比美酒更甘甜。”
几千年来，诗人与作家们不断吟咏着激情与爱恋、其甘果与苦果。如同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他们颂扬坠入爱河的辉煌与灾难。在《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中，维吉尔为我们讲述了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又译蒂朵）的故事来警醒世人：她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疯狂爱上埃涅阿斯，背弃对亡夫的忠贞誓言，为子民招致灾祸，最终在自己搭建的葬礼火堆上死去。
时光跳跃至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莎士比亚——这位情爱场景与诗句的大师登场了。他在《罗密欧与茱丽叶》中同样书写了爱情的警言：少男少女的炽恋以灾难告终——毁灭性的灾难，尽管其中也充满着美丽与纯洁。
再跨越三百年，浪漫依然在诗行中流淌。伊丽莎白‧巴雷特‧白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吟咏：“我是怎样地爱着你？”继而以优美的十四行诗倾诉。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吟唱：“吾爱如红红玫瑰，／六月初绽芳菲。”李‧亨特（Leigh Hunt）宣告：“詹妮初遇时轻吻我唇。”约翰‧济慈（John Keats ）写道：“枕卧于爱人丰盈的胸脯，／永远感受那柔软起伏。”
浪漫曾经是、现在依然是诗歌艺术的基石。
旋风之旅：第二部
小说家们同样深入探索了丘比特之箭的魔力──那箭矢直达心脏、激荡心魂、令热血贲张。例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8世纪英国小说家。——译注）的《帕梅拉》（Pamela），讲述女仆最终感化浪荡主人并与之结合的故事，被公认为现代浪漫小说的先驱之作。根据WordsRated网站统计，这类作品如今占到大众平装书销量的33%。
从简‧奥斯汀的小说，到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从艾蜜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又译：咆哮山庄），到尼古拉斯‧史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的《手札情缘》（The Notebook，又译：恋恋笔记本），心灵浪漫情愫始终深深吸引著作家与读者。
别忘了，还有童话故事。如今有人批评《灰姑娘》《白雪公主》《美女与野兽》等作品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但童话在孩童间的流传，恰恰证明浪漫情怀的渴望始终鲜活存在，在孩童心中亦然。
电影同样传递着这一讯息。《穿越时空爱上你》（Kate and Leopold，2001）、《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1993）以及数十部贺曼（Hallmark）浪漫电影，过去与现在都吸引着千百万观众。
所有这些书籍、诗歌与电影，仅是描绘浪漫爱情作品的艺林一枝。考量人类对此主题的悠久迷恋，宣称浪漫已然消亡似乎为时过早。
最后的话
读者或许会注意到，前文并未给出浪漫爱情的充分定义。缺失的缘由很简单：充分的定义并不存在。词典的解释远远不足，且过于平淡。
艾克曼在前面提及的诗歌、故事、散文与书信合集《爱情之书》（与珍妮‧麦金合编）中这样写道：“或许正因如此，丘比特总被描绘成携带箭囊，因为爱有时如同利箭直穿胸膛。这是纯粹的暴力。它如分娩般寻常，却又显珍稀难得，总在猝不及防时降临，更无法被教导。每个孩子重新发现它，每对恋人重新定义它，每位父母重新创造它。”
这段文字，更贴近我想要表达的。
至于那些在情人节哀叹浪漫消逝的人们，容我温柔地说声：你们错了。历史、文学与人性都在阻挡这场葬礼。浪漫的习俗必将改变，这毋庸置疑；但恋爱中那如云霄飞车般的心绪跌宕，将永远不变。
若你怀疑这点，何不跳上车，看看会发生什么。
作者简介：
杰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个孩子，孙辈成群。二十年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Asheville）的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学生研讨会上教授历史、文学和拉丁语等课程。他著有两部小说《阿曼达‧贝尔》（Amanda Bell，2013）和《羽翼上的尘埃》（Dust on Their Wings，2015），以及两部非小说类作品《边走边学》（Learning as I Go，2013）和《电影造就男人》（Movies Make the Man，2016）。他目前在弗吉尼亚州的弗兰特罗亚尔市（Front Royal）生活和写作。
原文“ Looking for Patience in an Impatient Worl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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