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3月12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黎丽撰文／信宇编译）3月7日，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的OpenAI机器人和硬件负责人凯特琳‧卡利诺夫斯基（Caitlin Kalinowski）因公司与五角大楼（Pentagon）达成的交易而提出辞职。她表示，在缺乏司法监督的情况下监视美国公民，以及在未经人类授权的情况下赋予人工智能致命自主权，这些做法“理应得到更充分的审慎考量”。
在她离职之前，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和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简称AWS）等，作为各个企业和个人用户访问AI初创公司Anthropic（其总部同样位于加州旧金山）开发的Claude平台的渠道，已各自向其用户发布了措辞谨慎的法律声明，称五角大楼对Anthropic公司所作出的供应链风险认定仅适用于其联邦合同，并不影响用户通过其平台访问非国防工作负载。
这个（供应链风险）认定——与之前用于华为（Huawei）和中共军工承包商的认定相同——是首次被用于一家美国本土公司，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Anthropic公司的联邦合同范围，威胁到该公司与各行各业的承包商、分包商和企业客户的关系。为期六个月的过渡期将要求所有五角大楼承包商证明其在任何工作流程中均未使用Claude软件。
而其中的导火索就是，Anthropic公司拒绝越过卡利诺夫斯基在辞职信中提到的那两条底线。政府的回应是动用了其最强大的监管武器。几天后，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Claude软件——在空袭期间进行情报评估和作战模拟。
3月9日，Anthropic公司提起两起联邦诉讼——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区（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一起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D.C.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以宪法和法律依据对该认定提出质疑。
正如最新的卡利诺夫斯基辞职声明和各平台声明所证实的那样，这个事件尚未解决。
这场对峙最终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企业良知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究竟是负担还是必要的保障？
当“合法”不再是充分的答案
Anthropic公司与五角大楼之间的争议并非在于政府要求的合法性。双方并未违反任何法律。Anthropic公司划定的两条红线并非法律上的结论，而是道德上的抉择——每一条红线的利害关系都值得明确阐述。
第一个问题涉及国内监控。用户的位置记录、购物记录、浏览模式和社交关系都可以合法地从商业数据经纪商那里购买。人工智能消除了收集这些信息的最后一个实际限制：过去大规模监控全体人口所需的耗时、成本和人力。20世纪需要极权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的功能——系统地监控每个公民的行踪、交往和行为——如今只需一份合同和一个功能强大的模型即可完成。Anthropic公司的拒绝承认了一个简单的现实：自由与其说取决于法律允许什么，不如说取决于国家有能力做什么。当这种能力在一夜之间增长一个数量级时，为早期技术时代所制定的法律框架将不再能可靠地守护它们原本想要保护的自由。
第二个问题涉及自主武器——无需人为决策即可识别并杀死人类目标的机器。这里的反对意见并非程序上的。将夺取人命的决定权交给算法，就等于取消了历史上限制致命武力使用的唯一约束：人类的判断、人类的犹豫以及人类的责任。一名士兵开枪时，要对指挥链、法律框架以及最终的良知负责。而自主系统只对其训练数据和目标函数负责。大规模部署此类系统，不仅会改变战争的进行方式，还会改变战争爆发的门槛——以及在有人承担责任之前暴力可以蔓延的规模。Anthropic公司的立场就是，无论合法性如何，构建这种能力都越过了任何商业考量都无法辩解的底线。
而五角大楼的立场就是，合法就是合法。而法律允许的范围与允许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之间的差异，正是Anthropic公司拒绝通过合同来解决的问题。
关系的破裂
这场对峙并非始于3月。1月3日，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行动中就使用了Claude——该系统是通过Anthropic公司与帕兰泰尔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合作伙伴关系，部署在五角大楼的机密网路中的。
当有报导指出Claude曾被用于委内瑞拉行动后，针对该部署过程的调查引发了消息人士所称的Anthropic与五角大楼关系的破裂。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Axios新闻网，五角大楼将重新评估双方的合作关系：“任何可能危及我们一线作战人员行动成功的公司，我们都需要重新评估。”
Anthropic公司并未发现委内瑞拉部署行动存在任何违反政策的行为。在五角大楼的回应中，提出问题的行为本身——无论是由谁提出——反而成了问题所在。
几周后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中，军方再次使用了Claude产品。这款政府无法通过合同采购的产品，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大多数企业选择的行事之道
OpenAI对同样情况的回应颇具启发性——不是因为它见利忘义，而是因为这恰恰说明了大多数机构如何应对商业生存和道德约束之间的矛盾中寻求平衡。
在Anthropic被列入制裁名单数小时后，OpenAI便宣布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OpenAI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曾表示，他的公司坚持同样的底线。然而，仅仅一周后，这些底线就发生了变化。奥特曼承认，这项协议“确实仓促”，而且“看起来投机又草率”。OpenAI随后重新谈判，增加了原协议中没有的禁止国内监控的规定。
随后，在摩根士丹利科技大会（Morgan Stanley Technology Conference）上，奥特曼的立场更加鲜明。他主张，企业放弃对民主进程的承诺“对社会有害”，并总结道：“政府的权力理应大于私营企业。”在场的机构投资者们似乎并未明显对此表示异议。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民主政府的权力的确来源于人民，从这种形式意义上来说，其地位确实高于私营实体。但奥特曼所说的这个原则并未包含任何限制条件——它没有解释当政府犯错、被利益集团操控，或超越公民意愿行事时，该如何应对。
合规（compliance，遵法性），虽被塑造成公民美德，实则可能是一种披着公民美德外衣的商业策略。
谷歌（Google）曾以“不作恶”（don't be evil）这三个字作为构建其企业文化的准则。而这条准则最终从其行为准则中被移除——并非通过公开宣布的政策变更，而是悄然修改。谷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这个移除主要是在事后才被人们注意到。
对任何大型企业而言，最安逸的做法就是将良知责任外包给国家，自己则一心专注于合规。这是一种一贯沿用的策略。从历史上看，国家权力的边界往往也是这样扩张的——并非仅仅依靠政府的决策，而是依靠服务于政府的各个机构的决策累积而成。
然而，良知（conscience）在自由社会中历来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当法律尚未跟上技术所带来的力量时，良知往往是第一道防线。
市场记录了一切
市场的反应表明，企业良知并非总能带来商业上的惩罚。
2月28日，Claude在苹果应用商店（Apple App Store）荣登榜首；3月3日，又在谷歌应用商店（Google Play）登顶。自1月以来，免费用户增长超过60%。自去年11月以来，每日注册用户数增长了两倍。在Claude登顶后的那个周六，ChatGPT的卸载量激增295%。由于访问量过大，Claude的服务器一度崩溃。
机构层面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三大云平台独立审查了相关认定条款，并得出相同的法律结论：供应链风险认定不适用于其企业客户。一项历来针对外国敌对势力的监管工具，如今却被用来对付一家国内公司——而这家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却拒绝将它视为外国敌对势力。
关于如何信任政府的惯例做法
美国的宪政传统提供的诸多保护措施，使得当前的情况与政府行使不受制约的监管权力时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区别至关重要——而且它们值得捍卫，正是因为并非所有社会都拥有这些权利，所以它们不容失去。
2020年10月，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创始人马云在一个上海金融会议上发表演讲，批评北京金融监管机构的保守立场。几天后，中共监管机构取消了蚂蚁集团（Ant Group）——马云旗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简称IPO）。这笔原本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PO，估值高达370亿美元，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叫停。阿里巴巴随后被处以27.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里巴巴的市值蒸发了数千亿美元。这背后的机制是监管机构的运作，而导火索就是马云的一次演讲。
与北京不同，美国的体系旨在自我纠正。美国法院保持独立，该认定一直存在争议，公众和云平台有权拒绝合作。
1887年，英国近代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24—1902年）在写给克雷顿主教（Bishop Creighton）的一封信中谈到了问题的根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阿克顿的观点看似简单却意义深远：只有当掌权者被要求遵守与其他人相同的道德准则时，制度才能保持健康。
其实际意义并非在于政府心怀恶意，而在于不应给予政府那种善意推定——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们曾错误地将这种推定赋予教宗与君王。美国的宪政传统在结构上内化了这种怀疑主义——体现在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司法体系独立（independent judiciary）之中。
在一个将良知完全外包给国家的社会，没有任何私人机构能够说“不”，也无需为此付出任何可以承受的代价。这种社会并不会因为简化了流程安排而变得更为强大，反而会变得更加脆弱。
奥特曼说的没错，政府通常比私营公司更有权力。但是这种认识并不能解决政府在与这些公司打交道时是否也应该成为良知的唯一守护者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传统一直存在不同的答案。
为我们所有人坚守底线
Anthropic公司所做的，就是持有一种有利于公众的立场，而公众本身却没有直接持有这种立场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公司不仅为自己坚守底线，也为其它可能有一天面临同样要求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坚守底线，因为他们能否说“不”取决于这种拒绝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五角大楼试图构建的监控构架，不会因为一次拒绝而消失。但是Anthropic公司的决定带来的却是更为朴素，或许也更为重要的东西：一份公开记录。
界限被划定，理由被列出，代价已承担。而其他人——一位辞职的高管、抗议的工程师们、数百万用户等——则表明，良知很少孤军奋战。
而更宏观的原则或许更简单：一个健康的社会，仰赖于个人、企业与机构在良知召唤时，有能力坚守自己的底线。
作者简介：
黎丽（Li Li），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投资规划师（CIPM）、注册理财规划师（CFP®），是纽约大学金融规划硕士项目的兼职教授，同时也是森林山金融集团（Forest Hill Financial Group）的财富管理顾问。她曾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学习经济学，并在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教授经济学，此前曾担任AT&T的策略师和分析师。联系方式：li.li@nyu.edu。
原文：Who Holds the Lin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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