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3月06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chael Wilkerson撰文／信宇编译）战时经济（wartime economy）不再是需要设想的未来情景，它已经来临。本周，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所称的“史诗之怒”（Epic Fury）军事行动，问题不再是战争是否会影响市场和整体经济，而是冲突及其造成的破坏究竟会有多严重、持续多久。
历史已经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结论：战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没有例外。无论是二战（World War II，1939—1945年）、朝鲜战争（Korea War，1950—1953年）还是越南战争（Vietnam War，1955—1975年），其经济模式都如出一辙：资源从民用生产转向军工生产，通过举债和印钞来弥补赤字支出，最终实施价格管制以暂时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通胀，而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则不可避免地要为此付出代价，购买力下降。
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防开支从1940年占GDP的约1.6%飙升至1944年的40%以上。非军用汽车生产被迫停止。钢铁、橡胶和铝实行配给制。价格管制抑制了官方的通货膨胀数据，但是黑市却蓬勃发展，战争的真正代价只是被延后，而非避免。到战争结束时，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从44%攀升至119%以上。
越南战争则讲述了一个更加发人深省的故事。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1908—1973年）实行的“枪炮与黄油”（guns and butter）战略——拒绝增税以支付战争费用，同时却大力推进“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引发了席卷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螺旋。真正的代价在最后一批士兵返回家园很久之后才最终显现。
当前形势尤其危险，因为美国是在财政状况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卷入这场冲突的。联邦债务已高达约3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0%。每年的利息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与1941年美国以较低的债务水平和一定的回旋余地加入二战不同，如今我们却在原本就难以为继的资产负债表上不断增加新的战时开支。
在第一颗炸弹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之前，军费开支的激增就已经开始。川普政府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申请额为1.01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4%。国会通过预算协调机制，额外批准了1,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这些并非紧急追加拨款，而是向战时状态进行深思熟虑的结构性转变。
在大西洋彼岸，北约（NATO）盟国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占GDP的5%，是其长期以来2%指导方针的两倍多。2014年，只有三个北约成员国达到了这个标准。如今，所有32个成员国都达到了。长期以来以财政紧缩着称的德国修改了宪法，允许以债务融资的方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1%以上，这将在未来十年释放约5,000亿欧元的额外军事能力。波兰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到GDP的4.5%。仅在2024年，欧洲的国防投资就增长了42%。
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市场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那些及早注意到这些信号的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自2025年4月以来，国防科技股的回报率高达72.8%，约为同期标普500指数（S&P 500）涨幅的两倍。过去一年，黄金价格上涨了约83%。自袭击德黑兰事件发生以来，油价已上涨超过15%。航空公司股票遭到抛售，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股价下跌了2%至4%。而国防承包商的股价则上涨了3%至6%。
如同自1973年以来每次中东冲突一样，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此次冲突的关键变数。每天约有1,300万桶原油经由这条狭窄的水道运输，占全球原油消费量的20%，以及全球海运原油流量的近三分之一。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并威胁要关闭海峡，但是伊朗海军实力大减，这将限制其关闭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一旦海峡关闭，其经济后果仍将波及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
美国股市指数正在下跌，但是尚未因恐慌情绪而暴跌，这表明投资者预期冲突将是一场短暂且可控的冲突。华尔街的共识就是，地缘政治事件无论多么剧烈，都很少会长期影响企业盈利。尽管川普政府和许多评论员预计此次冲突将是短暂的——例如，“一到三周，最多两个月”——但是类似的预测在以往持续数年的战争中已被反复证明是错误的，例如伊拉克战争（Iraq War，2003—2011年）和阿富汗战争（Afghanistan War，2001—2021年）等。
这种共识或许对伊朗局势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大局的把握是错误的。黄金的异常上涨并非主要源于伊朗，而是源于主权债务、货币贬值以及全球对自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年）关闭黄金窗口以来支撑美国经济霸权的法定货币体系日益丧失信心。世界各国央行一直在悄然持续地增持黄金，并非出于对波斯湾短暂冲突的担忧，而是出于对数十年来赤字支出、货币增发和制裁武器化等对美元长期信誉造成的损害的担忧。伊朗冲突只是加速了这个趋势，而其根源实际上早已埋下。
对于在当前环境下投资的投资者而言，历史模式虽不完美，但仍具有借鉴意义。持续的战争状态有利于国防和航空航天、能源生产商、贵金属、重工业以及部分航运公司等。而消费类股、航空公司、高估值科技股，以及任何对能源成本上涨、利率上升或风险偏好收紧较为敏感的板块则会受到冲击。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板块往往能起到防御作用。债券市场也发出了一个显著的信号：美国国债收益率并未像传统避险资产那样暴跌，这表明投资者更担心这场冲突带来的通胀影响，而非追求长期债券的相对安全性。
历史的教训令人警醒。战争终会结束，而通货膨胀一旦爆发，就很难控制。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冲突之后，都伴随着通货膨胀的余波——有时会延迟数年，但从未彻底摆脱。越战真正的通货膨胀直到1970年代才显现。我们至今仍在承受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时期赤字支出带来的后果，虽然赤字总额已不再超过6万亿美元，已“正常化”保持在2万亿美元左右。在财政状况本已脆弱的情况下，再增加在中东的持续军事行动，这绝非稳定物价的良方。
美国纳税人一如既往地将为此买单——首先是税收，然后，更糟糕的是，他们挣的每一美元和每一分钱的购买力都会缓慢下降。保护措施在于拥有能够抵御甚至受益于战时经济（即通货膨胀经济）的投资资产。
作者简介：
迈克尔‧威尔克森（Michael Wilkerson）是一位战略顾问、投资人和作家。他是风暴墙顾问公司（Stormwall Advisors）和风暴墙网站（Stormwall.com）的创始人。他的最新著作是《为何美国重要：新例外主义解读》（Why America Matters: The Case For a New Exceptionalism，2022）。
原文：Navigating a Wartime Econom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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