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三年二月，华盛顿特区。
新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正忙着把前任亚当斯政府留下的联邦党人清扫出各个职位。其中有一个人叫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亚当斯在卸任前最后一刻任命他为治安法官，但任命状还没来得及送达，亚当斯便已下台。杰佛逊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拒绝送出这份任命状。
马伯里愤而告上最高法院。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官僚纠纷。但坐在首席大法官席位上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这个小纠纷里看见了一个改变美国宪政格局的机会。
他的判决，让杰佛逊既愤怒又无从反驳。两百二十年后，那个判决仍然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一、他的两样东西与众不同
约翰・马歇尔，一七五五年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边疆地带，父亲是测量员兼小地主，与华盛顿有私交。他没有受过正式的大学教育，知识主要来自父亲的藏书和自学，以及短暂在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听了几个月的法律课。
他有两样东西让他与众不同。
第一是独立战争的亲身经历。他参军后跟随华盛顿转战各地，亲历了福吉谷（Valley Forge）那个惨烈的冬天——大陆军在严寒和饥饿中挣扎，将士们赤脚踩在雪地上，却仍然没有溃散。马歇尔后来说，那个冬天让他成为了一个“美国人”，而不只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来自各个不同殖民地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命运。正是这份跨越州界的国家认同，日后成为他整个司法哲学的根基。
第二是罕见的社交天赋。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喜欢喝酒、玩滚球（quoits），与同僚打成一片，是那种让人第一眼看不出深度、深交之后才发现深不可测的人。这种性格，在日后最高法院的密室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他通过自学取得律师资格，在弗吉尼亚执业，声名渐着，后进入政界。一七九八年出使法国，展现出色的外交手腕，回国后获亚当斯任命为国务卿。他在那个职位上只做了不到一年，便被推上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二、亚当斯的最后一张牌
一八〇一年，亚当斯知道自己败给了杰佛逊，即将卸任。他决定用最后的时间做一件事：把联邦党人塞进司法系统。总统和国会可以被选举换掉，但联邦法官是终身职位，一旦任命，非经弹劾不能免职。只要联邦法院里坐满了联邦党人，杰佛逊的民主共和党即使执掌行政和立法，也难以完全主导国家的政治方向。
他任命了大批联邦党法官，史称“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因为许多任命是在他卸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内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把约翰・马歇尔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马歇尔与杰佛逊虽然同为弗吉尼亚人，却在政治理念上截然对立——杰佛逊强调州权和农业共和国，马歇尔相信强大的联邦政府和法治的至高地位。
亚当斯把最高法院交给了马歇尔，然后在杰佛逊就职前的黎明悄悄离开了华盛顿。这是他送给美国宪政史的最后一份礼物。
三、那个改变历史的判决
马伯里案（Marbury v. Madison）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最高法院究竟有没有权力宣告国会立法违宪？
《宪法》里没有明确答案。
马歇尔的天才在于，他用一个对自己一方看似不利的判决，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原则。他的逻辑是：马伯里确实有权得到那份任命状，但他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的法律依据——《司法法》（Judiciary Act of 1789）某条款——赋予最高法院的管辖权超出了《宪法》第三条的范围，因此违宪。最高法院无法受理此案。
结论：马伯里败诉。杰佛逊赢了官司。
但马歇尔在判决书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炸弹：他宣告了一条国会立法违宪，确立了最高法院有权审查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这就是“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杰佛逊赢了官司，却输了原则。因为马歇尔的判决对杰佛逊一方有利，他没有理由上诉或抗议。这是法律史上最精妙的一次以退为进。
这个原则在《宪法》原文里找不到明确依据，是马歇尔从《宪法》的逻辑结构中推导出来的。他在判决书里写道：“《宪法》是什么？它是一部最高法律，不能被普通立法改变。如果一部普通法律与《宪法》相抵触，那么要么《宪法》无效，要么这部法律无效。”
美国立国原则虽是三权分立，但《宪法》并未明确规定谁有权宣告立法违宪。马歇尔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从三权分立的逻辑中推导出，解释最高法律本就是司法的天职，最高法院因此获得了制衡另外两权的真正力量。这一点在后来两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中至关重要。
四、密室里的说服艺术
马歇尔在最高法院任职三十四年，横跨七位总统的任期。他改变了一个重要惯例：在他之前，大法官们各自撰写意见；他推动大法官在密室里充分讨论，然后以法院名义发表统一意见，由首席大法官执笔。统一的声音，让判决有了更大的权威。
他的大法官同僚中，有几位是杰佛逊任命的政治对手。但马歇尔与他们同住一栋宿舍，一起吃饭，一起喝威士忌，在数周开庭期间建立了真实的个人情谊。政治分歧在密室里软化，他的联邦主义原则一次次以多数票通过。
一八一九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是另一个里程碑。马里兰州对联邦银行征税，马歇尔判决：《宪法》授权国会采取“必要且适当”（necessary and proper）的措施执行其权力，设立银行属于此列，合宪；而“征税的权力就是毁灭的权力”（the power to tax involves the power to destroy），马里兰州无权对联邦机构征税。
这个判决确立了联邦法律高于州法律的原则，是美国成为真正统一联邦国家的《宪法》基础。杰佛逊在私信中愤愤写道，马歇尔正在把《宪法》变成一块橡皮泥，随意拉伸成联邦政府想要的任何形状。马歇尔没有回应，继续写他的判决。
五、终身对决
马歇尔与杰佛逊是远亲，却是终身政敌。杰佛逊担任总统期间，曾试图弹劾联邦党法官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如果成功，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马歇尔本人。弹劾案在参议院以票数不足告终。
杰佛逊卸任后仍在书信中抨击司法审查原则：人民选出的代表通过的法律，凭什么被几个终身任职的法官推翻？这个问题，两百年后仍然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马歇尔的回答藏在每一份判决书里：《宪法》是最高法律，解释《宪法》是司法的职责，不是多数票决定的事情。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国会表达，但不能侵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否则《宪法》只是一张废纸。
两个人，各自代表民主政治两个永恒的矛盾与平衡：多数决定与《宪法》保障，民选政府的意志与独立司法的制衡。
尾声：自由钟为他哀鸣
1835年7月，当79岁的马歇尔在费城溘然长逝时，整个美国都陷入了沉痛。他担任了长达34年的首席大法官，用一己之力将最高法院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机构，打造建造成了能与总统、国会分庭抗礼的“宪法守护神”。
当费城著名的自由钟（Liberty Bell）开始为他鸣响哀悼时，那座承载了美国诞生记忆的青铜巨钟，竟然在沉闷的撞击声中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缝隙。
这是一个绝妙的历史隐喻：自由钟仿佛是一件拥有灵性的法器，它知道那位撑起了美国法治脊梁的老人已经离去，于是它用自毁的方式，为这位伟大的灵魂献上了最决绝的祭奠。从此，这口钟再未被敲响，它的残缺与沉默，反而成了自由最永恒的标志。
三十四年里，他撰写了超过五百份判决意见。他的继任者们，包括此后将近两个世纪所有的首席大法官，都在他奠定的框架内工作。
约翰・杰伊（John Jay）建造了地基，马歇尔盖起了大厦。
那栋大厦今天仍然矗立在华盛顿特区，大理石的外墙上刻着六个字：
“法律之下，平等正义。”（Equal Justice Under Law）
这六个字，是约翰・马歇尔留给美国最重要的遗产。＠＊
〈自由的缔造者〉系列将陆续推出，下一篇：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
（点阅【自由的缔造者】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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