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三年二月，華盛頓特區。
新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正忙著把前任亞當斯政府留下的聯邦黨人清掃出各個職位。其中有一個人叫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亞當斯在卸任前最後一刻任命他為治安法官，但任命狀還沒來得及送達，亞當斯便已下台。傑佛遜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拒絕送出這份任命狀。
馬伯里憤而告上最高法院。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小的官僚糾紛。但坐在首席大法官席位上的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這個小糾紛裡看見了一個改變美國憲政格局的機會。
他的判決，讓傑佛遜既憤怒又無從反駁。兩百二十年後，那個判決仍然是美國憲法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一、他的兩樣東西與眾不同
約翰・馬歇爾，一七五五年生於弗吉尼亞州的邊疆地帶，父親是測量員兼小地主，與華盛頓有私交。他沒有受過正式的大學教育，知識主要來自父親的藏書和自學，以及短暫在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聽了幾個月的法律課。
他有兩樣東西讓他與眾不同。
第一是獨立戰爭的親身經歷。他參軍後跟隨華盛頓轉戰各地，親歷了福吉谷（Valley Forge）那個慘烈的冬天——大陸軍在嚴寒和飢餓中掙扎，將士們赤腳踩在雪地上，卻仍然沒有潰散。馬歇爾後來說，那個冬天讓他成為了一個「美國人」，而不只是一個弗吉尼亞人——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與來自各個不同殖民地的人們有著共同的命運。正是這份跨越州界的國家認同，日後成為他整個司法哲學的根基。
第二是罕見的社交天賦。他平易近人，幽默風趣，喜歡喝酒、玩滾球（quoits），與同僚打成一片，是那種讓人第一眼看不出深度、深交之後才發現深不可測的人。這種性格，在日後最高法院的密室裡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戰後他通過自學取得律師資格，在弗吉尼亞執業，聲名漸著，後進入政界。一七九八年出使法國，展現出色的外交手腕，回國後獲亞當斯任命為國務卿。他在那個職位上只做了不到一年，便被推上了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二、亞當斯的最後一張牌
一八〇一年，亞當斯知道自己敗給了傑佛遜，即將卸任。他決定用最後的時間做一件事：把聯邦黨人塞進司法系統。總統和國會可以被選舉換掉，但聯邦法官是終身職位，一旦任命，非經彈劾不能免職。只要聯邦法院裡坐滿了聯邦黨人，傑佛遜的民主共和黨即使執掌行政和立法，也難以完全主導國家的政治方向。
他任命了大批聯邦黨法官，史稱「午夜法官」（Midnight Judges）——因為許多任命是在他卸任前的最後幾個小時內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把約翰・馬歇爾任命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馬歇爾與傑佛遜雖然同為弗吉尼亞人，卻在政治理念上截然對立——傑佛遜強調州權和農業共和國，馬歇爾相信強大的聯邦政府和法治的至高地位。
亞當斯把最高法院交給了馬歇爾，然後在傑佛遜就職前的黎明悄悄離開了華盛頓。這是他送給美國憲政史的最後一份禮物。
三、那個改變歷史的判決
馬伯里案（Marbury v. Madison）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大的問題：最高法院究竟有沒有權力宣告國會立法違憲？
《憲法》裡沒有明確答案。
馬歇爾的天才在於，他用一個對自己一方看似不利的判決，確立了影響深遠的原則。他的邏輯是：馬伯里確實有權得到那份任命狀，但他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的法律依據——《司法法》（Judiciary Act of 1789）某條款——賦予最高法院的管轄權超出了《憲法》第三條的範圍，因此違憲。最高法院無法受理此案。
結論：馬伯里敗訴。傑佛遜贏了官司。
但馬歇爾在判決書裡悄悄埋下了一顆炸彈：他宣告了一條國會立法違憲，確立了最高法院有權審查立法是否符合憲法的原則——這就是「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傑佛遜贏了官司，卻輸了原則。因為馬歇爾的判決對傑佛遜一方有利，他沒有理由上訴或抗議。這是法律史上最精妙的一次以退為進。
這個原則在《憲法》原文裡找不到明確依據，是馬歇爾從《憲法》的邏輯結構中推導出來的。他在判決書裡寫道：「《憲法》是什麼？它是一部最高法律，不能被普通立法改變。如果一部普通法律與《憲法》相牴觸，那麼要麼《憲法》無效，要麼這部法律無效。」
美國立國原則雖是三權分立，但《憲法》並未明確規定誰有權宣告立法違憲。馬歇爾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從三權分立的邏輯中推導出，解釋最高法律本就是司法的天職，最高法院因此獲得了制衡另外兩權的真正力量。這一點在後來兩百多年的司法實踐中至關重要。
四、密室裡的說服藝術
馬歇爾在最高法院任職三十四年，橫跨七位總統的任期。他改變了一個重要慣例：在他之前，大法官們各自撰寫意見；他推動大法官在密室裡充分討論，然後以法院名義發表統一意見，由首席大法官執筆。統一的聲音，讓判決有了更大的權威。
他的大法官同僚中，有幾位是傑佛遜任命的政治對手。但馬歇爾與他們同住一棟宿舍，一起吃飯，一起喝威士忌，在數週開庭期間建立了真實的個人情誼。政治分歧在密室裡軟化，他的聯邦主義原則一次次以多數票通過。
一八一九年的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是另一個里程碑。馬里蘭州對聯邦銀行徵稅，馬歇爾判決：《憲法》授權國會採取「必要且適當」（necessary and proper）的措施執行其權力，設立銀行屬於此列，合憲；而「徵稅的權力就是毀滅的權力」（the power to tax involves the power to destroy），馬里蘭州無權對聯邦機構徵稅。
這個判決確立了聯邦法律高於州法律的原則，是美國成為真正統一聯邦國家的《憲法》基礎。傑佛遜在私信中憤憤寫道，馬歇爾正在把《憲法》變成一塊橡皮泥，隨意拉伸成聯邦政府想要的任何形狀。馬歇爾沒有回應，繼續寫他的判決。
五、終身對決
馬歇爾與傑佛遜是遠親，卻是終身政敵。傑佛遜擔任總統期間，曾試圖彈劾聯邦黨法官塞繆爾・蔡斯（Samuel Chase）——如果成功，下一個目標很可能就是馬歇爾本人。彈劾案在參議院以票數不足告終。
傑佛遜卸任後仍在書信中抨擊司法審查原則：人民選出的代表通過的法律，憑什麼被幾個終身任職的法官推翻？這個問題，兩百年後仍然沒有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答案。
馬歇爾的回答藏在每一份判決書裡：《憲法》是最高法律，解釋《憲法》是司法的職責，不是多數票決定的事情。多數人的意志可以通過國會表達，但不能侵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否則《憲法》只是一張廢紙。
兩個人，各自代表民主政治兩個永恆的矛盾與平衡：多數決定與《憲法》保障，民選政府的意志與獨立司法的制衡。
尾聲：自由鐘為他哀鳴
1835年7月，當79歲的馬歇爾在費城溘然長逝時，整個美國都陷入了沉痛。他擔任了長達34年的首席大法官，用一己之力將最高法院從一個無足輕重的邊緣機構，打造建造成了能與總統、國會分庭抗禮的「憲法守護神」。
當費城著名的自由鐘（Liberty Bell）開始為他鳴響哀悼時，那座承載了美國誕生記憶的青銅巨鐘，竟然在沉悶的撞擊聲中裂開了一道深深的縫隙。
這是一個絕妙的歷史隱喻：自由鐘彷彿是一件擁有靈性的法器，它知道那位撐起了美國法治脊梁的老人已經離去，於是它用自毀的方式，為這位偉大的靈魂獻上了最決絕的祭奠。從此，這口鐘再未被敲響，它的殘缺與沉默，反而成了自由最永恆的標誌。
三十四年裡，他撰寫了超過五百份判決意見。他的繼任者們，包括此後將近兩個世紀所有的首席大法官，都在他奠定的框架內工作。
約翰・傑伊（John Jay）建造了地基，馬歇爾蓋起了大廈。
那棟大廈今天仍然矗立在華盛頓特區，大理石的外牆上刻著六個字：
「法律之下，平等正義。」（Equal Justice Under Law）
這六個字，是約翰・馬歇爾留給美國最重要的遺產。＠＊
〈自由的締造者〉系列將陸續推出，下一篇：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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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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