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萨拉托加(Saratoga)战场,有一座奇怪的纪念碑。
它的形状是一只军靴,铸成铜像,立在石座上,靴子上佩着一枚少将军衔的肩章。整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名字。
这只靴子,纪念的是一七七七年那场决定独立战争走向的战役中,一位将领腿部所受的重伤——那场战役,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转捩点,促成法国正式对美结盟。
位于纽约州萨拉托加国家历史公园的靴子纪念碑(Boot Monument)(点击观看图片)。这座纪念碑,是美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纪念碑之一:它纪念一只腿,却故意不提那个人的名字。它真正提醒后人的也许是:人可以同时是英雄与叛徒。历史不必抹去功绩,也无须原谅背叛。
但这座纪念碑上,没有刻下他的名字。
因为这个人,后来成了美国历史上“叛徒”这个词的代名词。
他叫班奈狄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
一、战场上最勇猛的人
阿诺德,一七四一年生于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年轻时经商,独立战争爆发时已是当地民兵队长。
从战争一开始,他就是大陆军里最敢拚命的人。一七七五年,他协助攻下提康德罗加堡(Fort Ticonderoga),同年又率领一千多名士兵,徒步穿越缅因州的荒野沼泽,奔袭魁北克(Quebec)——这场行军的艰苦程度,史家常拿来与汉尼拔(Hannibal)翻越阿尔卑斯山相提并论。袭击本身未能成功,阿诺德在城墙下中弹倒地,但他的勇气,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名字。
一七七七年十月,萨拉托加战役。阿诺德当时其实已被上级解除指挥权,因为他屡屡不听号令、擅自行动。但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不顾军令,骑马直冲战场中心,集结部队,带头冲垮了英军防线。
他在同一条腿上再次中弹——三年前魁北克城下伤的,正是这条腿。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正是阿诺德这次孤注一掷的冲锋,扭转了战局。但战报上的功劳,大多记在了他的上级霍拉肯·盖茨(Horatio Gates)名下。
那座无名的靴子纪念碑,立在萨拉托加战场上,纪念的就是这条腿——却不提这个名字。
二、被欠下的,从未还清
阿诺德从军以来,一直自费垫付军需开销,期待战后能得到偿还。国会的偿付总是缓慢而吝啬。他屡次被晋升名单跳过,许多资历远不如他的人,因为地域政治和人脉关系,反而先他一步晋升。
对阿诺德而言,这不只是金钱上的损失,更是荣誉上的羞辱。他认为,他用鲜血和财产换来的,本该是这个国家的承认,结果换来的,却是猜忌、调查,甚至是军事法庭的指控。
萨拉托加之战后,他的腿伤严重到几乎要截肢,再也无法回到战场指挥作战。一七七八年,华盛顿任命他为费城军政长官——这座刚从英军手中收回的城市,急需一位可靠的人来管理。
费城给了他舞台,却也给了他诱惑。他的军饷远不足以支撑这座城市里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他却租下了费城最豪华的潘恩宅邸,举办奢华的宴会,过着远超军人收入的生活。他开始利用职权从事可疑的商业交易,国会因此下令对他进行军事调查。
他觉得自己被整个体制辜负了。他付出的一切——身体、财产、战功——换来的却是越滚越多的债务,和一场又一场的指控。

三、那场致命的婚姻
就在这段心怀怨愤的日子里,阿诺德遇见了佩吉·希颍(Peggy Shippen)。
佩吉出身费城望族,家族长期亲英,社交圈里有不少效忠派(Loyalist)人士,也与不少英军军官相熟。一七七九年,三十八岁的阿诺德娶了十八岁的佩吉。
这段婚姻,把阿诺德更深地拉进了一个对英国抱有好感的社交圈。佩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阿诺德后来的叛变,史家至今争论不休——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通过这层人脉,阿诺德结识了英军少校约翰·安德烈(John André),一位魅力出众、精明能干的间谍头目。
一七八〇年,阿诺德开始与英方秘密通信。
他向英方提出条件:英军承诺给他在英军中的高阶军职,外加二万英镑的钜款——在当时,这是一笔足以让人一生无忧的财富。交换条件,是他主动请求出任西点要塞(West Point)的指挥官,然后把这座扼守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堪称整个北美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交到英军手中。
如果西点失守,纽约以北的整片区域将被英军切断,新英格兰与其它殖民地的联系将被拦腰斩断。这不是一次小规模的背叛,这是一个足以让整场独立战争翻盘的计划。
四、那一刻的差距
一七八〇年九月,计划险些得手。
安德烈携带着阿诺德提供的西点要塞详细防务文件,试图潜回纽约英军驻地,途中被三名美军哨兵截获搜身。文件被发现,安德烈的身份随即暴露。
消息传来时,阿诺德刚刚得知——比华盛顿本人早了几个小时。他立刻骑马狂奔,登上一艘停泊在哈德逊河上的英军军舰,逃往纽约。
华盛顿抵达西点时,阿诺德已经消失在河面上。
差的,就是这几个小时。
如果哨兵没有临时起意搜身,如果安德烈晚一点被截住,如果阿诺德的计划成功——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很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五、他成为了英军的将领
阿诺德投靠英军后,被授予准将军衔,奉命率军进攻自己曾经保卫过的土地——他在维吉尼亚和康乃狄克指挥的英军部队,焚毁了新伦敦(New London),那是他自己童年生长的地方。
他用曾经为大陆军流血的那条腿,走上了战场的另一侧。
战争结束后,阿诺德移居英国,后来辗转至加拿大经商。他在英国从未真正被信任——保王派看他是个有用的工具,却也始终带着一丝提防,毕竟一个曾经背叛过一方的人,谁知道他会不会再背叛另一方。
一八〇一年,他在伦敦去世,潦倒而孤独,据说临终前要求穿上他当年的大陆军军服下葬——那身他曾经用以赢得萨拉托加之战的军服。
那座靴子纪念碑,立在他流血的战场上,没有刻下名字,却又无法真正抹去他的存在。
尾声:那差一步的距离
如果历史在西点那个夜晚拐了另一个弯,今天美国地图上,可能也会有一座“阿诺德城”,一座“阿诺德山”,就像拉法叶、像格林一样。
他的军事才能,几乎不输给任何一位大陆军将领;他的勇气,数次在战场上扭转战局;他付出的牺牲,远超过许多后来名留青史的人。
差的,只是那一步——他选择了把这份才能和牺牲,换成自己的价钱。
“叛徒”这个词,在英语里常常直接被叫做“a Benedict Arnold”——一个人的名字,变成了一整个罪名的代称。这在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

差一步,他本可以是另一个华盛顿。
就差这一步,他成了反面的标尺,让所有后来的人,用他的名字,去衡量“忠诚”这个词的重量。
〈自由的缔造者〉系列将陆续推出,下一篇:请记得女士们——她是第一个住进白宫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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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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