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8日讯】阿根廷川普米莱（Javier Milei）自2023年12月10日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迄今已两年半过去了，其“震荡疗法”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治国方案，成效究竟如何？
在上任四个月后的2024年4月，米莱就获得“稳定货币”的重大成就，同时阿根廷首季出现睽违16年之久的财政盈余。而2026年4月底，米莱在“自由基金会”（the Libertad Foundation）年度受奖晚宴上致词时，更宣布阿根廷的信贷恢复，经济开始复苏，GDP成长8%达历史新高、总就业增加11.3万、公部门薪资下降但私部门持平或上升、消费达历史新高、出口将达1,000亿美元。总而言之，如今的阿根廷，就是经济成长、消费增加、出口增加、投资上升、货币需求正在恢复、通货膨胀将下降。
米莱指出，现在通膨仍高（33％），但趋势已下降。他解释为何通膨仍有33％？因为去年5月选举后，政治力量发动破坏，企业、媒体与政客联手攻击经济计划，他们通过40项法律试图破坏财政平衡，并制造恐慌，导致货币需求崩溃，结果是价格上升、通膨加速，但他说货币供给并未增加，因而通膨最终会下降。
阿根廷繁荣可期
米莱的演讲展示的是，“自由的理念确实有效，而且如果我们更有力地拥抱自由理念，我们将拥有一个繁荣的未来。”米莱在主政的两年多时间中，更多次在重要的国际场合宣扬“自由理念”，如2024年1月17日在最认为对他不友好的场所—瑞士沃达斯世界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简称WEF）发表演说，同年9月24日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前一场他讨伐“社会主义”，认为“集体主义深入西方世界”，指出“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而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他说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解决困扰世人的各种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的根源，他说阿根廷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实验场：1860年采自由模式，35年间成为世上领先大国，但过去100年里，阿根廷转而拥抱集体主义后，阿根廷人就陷入系统性贫穷，全球排名降到140名。他更以全球历史数据来展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只是结束世界贫穷的唯一可能的制度，且是唯一符合实现道德的制度。米莱说他之所以参与会议，就是要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而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成长的基本要素。
在联合国大会上，米莱发言指责联合国将“社会主义”议程强加给会员国，并呼吁各国加入“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他指责联合国已成为一个庞然巨兽，试图决定每个民族国家应做什么，以及全球公民应如何生活。他说“左派的想法总是这样。他们根据人类应做的事来设计一个模式，而当事情与此不同时，他们就会使用镇压、限制和缩减个人自由或贸易，或侵犯天赋人权的政策。”他并邀请自由世界的所有国家加入自由的行列，不仅要反对这项协议，还要为这个崇高的机构制定新议程：“自由议程”。
我们知道，米莱之所以被称为“阿根廷川普”，就是因为他的主张和理念跟川普相同，都认同“小而有能的政府”、“减税”、“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统制经济”，也就是反对“左派社会主义议程”，拥抱“自由议程”。而他原本以为以他主政的阿根廷的演变历史和人类经济进步历史这种“只凭事实本身”，就足够说服世人选择自由理念，并压制左派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但在这次演说中却提出“必须进行文化战”，需要有像“自由基金会”这样的团体来进行文化战。米莱发现，马克思主义在重建自身，在其他领域展开文化战，把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中的其他议题上，并以此重新占据舞台。
正面迎向马克思主义文化战
不过，米莱指出，“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仅开始在辩论中获胜，因为我们也学会了如何与他们辩论，而且我们也开始在选举中获胜。”他又说：“这使得他们变得极端暴力。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他们的集体理念，而人类只是数字，只是筹码或棋盘上的棋子，而现实是，如果有必要他们不会对杀死我们有任何问题。”米莱认为“我们不能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放弃，而是必须揭露他们。”而米莱的这场演讲，基本上就是证明“自由的理念是有效的”，毕竟这不只是理论问题，而是可实现的，“它可以做到，而且确实有效”。米莱以身作则，不惧暴力威胁，勇敢地举证说出“自由的理念确实有效，而且如果我们能更有力地拥抱自由理念，我们将拥有一个繁荣的未来。”
米莱深信“自由理念”，且以“自由经济政策”，付诸行动后可获得繁荣成效，他不但身体力行还到处宣扬，但斑斑史迹却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这是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在1993年写出的警语）。最显著的就是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被马克思共产主义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进而演成“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所破坏。迄今“假恶斗”共产主义幽灵更被中共散布全球，他们以“名誉上斗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三个步骤进行战斗，这也就是米莱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文化战”。如他所言：“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在辩论中获胜，也开始在选举中获胜。这使得他们变得极端暴力，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2025年9月10日查理·科克（Charlie Kirk）遇刺身亡，美国总统川普多次遭暗杀正是显例。
如米莱所言，“我们正面临一波新的政治暴力浪潮，特别是来自左派，发生在自由世界之中，这种情况必须在萌芽阶段就被阻止。这些人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必须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他意识到，“我认为我们自由派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相信只凭事实本身就足够了，只要柏林围墙倒塌就够了。但现实证明并非如此。”所以，要在各个领域与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文化战。如何做呢？米莱指出，像“自由基金会”进行文化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查理·科克创办的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就是从事这种文化战，而且成果辉煌，却也因而引来杀身之祸。
文化战早已热烈展开
我们知道，奥国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和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两位大师早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就以出版专书和成立学会，与左派社会主义者开展文化战。前者在1934年避居瑞士日内瓦，逃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追捕，还写出《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这本钜著，1940年移居纽约时，惊觉配合当时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整个美国都被社会主义淹没，乃在1944年赶紧接连写出《官僚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极权国家与总体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一小一大两本书力挽狂澜，但曲高和寡，自己备受冷落，无法在大学谋得正式教职。
不过，他在威廉沃克基金会支持下，担任纽约大学无薪客座教授，在纽约大学研讨会和他的公寓非正式讨论会上，吸引了慕名而来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聆听他精心准备的演讲，长达20年，算是培育了一些人。而著名的小说家、《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艾茵·兰德（Ayn Rand, 1905-1982）和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专栏作家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 1894-1993）则深受米塞斯著作的影响。前者除了经由报纸专栏、小说和哲学作品影响知识分子外，还每周末在自己的公寓私人授课。前美国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前美国总统雷根、好莱坞巨星安洁莉娜裘莉都是她的追随者。后者更是米塞斯的仰慕者，曾任职于《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并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批评罗斯福“新政”不遗余力，1946-66年，在《新闻周刊》辟固定专栏，教育数百万读者了解经济学入门知识，并传播自由经济观念，有18本著作和无数评论文章，《一课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畅销超过一百万册，且历久不衰，一生以捍卫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为职志，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上毫不妥协，也因此被迫放弃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至于海耶克，可以说他是米塞斯弟子，也在1944年写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畅销全球的书，该书旨在揭穿社会主义的真相，虽然热销，却备受学界冷落，因为学术界人士中了集体主义的毒，认为该书是对最高理想的一种背叛，必须加以辩护，而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骂，严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毁坏他在事业上信誉的地步。他在1947年4月1日成立“蒙贝勒兰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简称MPS），邀集全球古典自由主义者每年集会交流，维系并推广古典保守自由主义。1978年80岁高龄时，本想把终身辩驳社会主义的任务作一了结，拟邀请全球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与自由市场秩序主张者，齐聚一堂作摊牌式的大辩论，但因人选难产而未能实现，只好将准备辩论的备忘录稿整理成书，在1988年以《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The Fatal Conceit –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书名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之所以获颁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平衡缪尔达（Gunnar Myrdal, 1898-1987）的得奖，据传该年原本只颁给缪尔达，但因他是瑞典人又是左派学者，深恐犯众怒，乃找个极右派来中和。
尽管奥国学派学者早已揭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真相，也都主张一种全面的自由市场，亦即无需国家干预的经济状态。但因政客最热爱的活动就是给社会制定一堆规定和法律条文，对于国家和政治面来说，他们一定得为所有经济与社会问题，找到可以怪罪的对象，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书中所言：“经由国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谓‘进步’政治，其支持者最爱用的政令宣传伎俩，就是把当今世况所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都归罪于资本主义，但一切好的、善的都归功于社会主义。他们从来不费功夫去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实证，也向来不为其国家经济原理的争议辩驳，他们全心投入的焦点在于侮辱对手，以及怀疑对方的动机。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并无法识破其中的诡计。”
2025年高龄95岁的黑人保守派正义经济学家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也这样说：“左派自由主义政治肮脏的小秘密是他关心的不是穷人的命运或社会正义，它关心的是左派政客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道德自嗨。他们致力于鼓吹左倾政策和丑化批评者。他们致力鼓吹左倾政策的高尚并丑化批评者的人格，至于左倾政策对穷人和大众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他们则兴趣缺缺。”
当今世道，身为经济学家却支持奥国学派，就会在国家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内不得其门而入。反观来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却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开枝散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进入高校、女权、族群平等、环保主义等激进理念成为教育主流。学生与青年教授将欧洲的变种社会主义作为美国教育的新方向。这些思潮逐渐沦为分化社会的舆论工具，而民主党2020年实施激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议程，将社会主义政策发挥到极致，眼见美国一步步走入索威尔预言的“不归路，将如罗马帝国当年的陨落般下坠”，没想到2024年共和党川普竟冲破重重难关，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正急切地扫除左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期待“对共产主义全面文化战”全球化
2025年11月，川普宣布该年11月2日至8日为“反共产主义周”，以悼念约1亿名因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死去的受害者。他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带来的只有毁灭。它所到之处，都压制异议、惩罚信仰，要求一代又一代人向国家权力屈服，而非捍卫自由。它的历史是用鲜血和悲痛而写成，这残酷的提醒我们，共产主义不过是奴役的另一种说法。”
2026年6月3日川普发帖说：“共产主义者总是早期受到选民支持。但到最后，国家、州或城市就会‘走向地狱’！严重暴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发生，整体瓦解，并陷入贫困、肮脏与犯罪之中”。记住，先是令人惊人的‘人气’，然后就是必然的‘死亡与毁灭’！他又反问道，“有人见过快乐的共产主义者吗？”
川普更以“自由理念”转为实际政策行动，进行“安内攘外”驱逐和扫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超限战，实现其“重振美国”、“重创中共国”、“重建世界”的神圣任务。虽然面临一波波的政治暴力和多轮暗杀威胁，还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我们已见到阿根廷米莱总统的强力呼应，而查理·柯克的“美国转折点”也薪火相传、快速扩大，或可期待掀起全球的“对马克思左派社会主义的全面文化战”，则“人类的死亡与毁灭或可幸免”，幸甚！！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