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obert G. Natelson撰文／信宇编译）本文是为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而撰写的系列文章的第六篇，也是最后一篇。
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当时的国内外时事：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1738—1820）的不满、独立的理由、宣布分离以及签署者捍卫其决定的决心等。
《独立宣言》永恒的、永久性的影响源于其基本前提或假设：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变得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就有权予以改变或废除，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的奠基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应当以在人民看来最能增进其安全和幸福的形式为准。”
《独立宣言》首席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是这些伟大表述的主要作者，但他表达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几乎每一位美国开国元勋都认同上帝赋予全人类权利，而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这些权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757—1804）是在美国主流政治光谱上与杰斐逊处于对立两端的政治家，而他早在一年多前就肯定了同样的原则：
“人类的神圣权利并非藏于陈旧的羊皮纸或尘封的记录中，而是由神明亲手书写在整个人类本性之中，如同阳光般耀眼夺目，绝不会被凡人的力量抹去或掩盖。”
这些思想前提已经成为美国的立国信条。
当然，有些学者确实对它们嗤之以鼻：我曾在大学法学院任教，一位同事就曾对新生说，自然法（natural law）的整个概念“过于简单”（simple minded）。（如果真是这样，我承认自己也有错。）但是《宣言》的假设已被公众广泛接受。
政客们通常不敢质疑《独立宣言》的思想前提，即便他们的行为与建国信条的指导原则背道而驰。但在2025年9月3日，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民主党/弗吉尼亚州）却成了质疑建国信条的罕见政客。他没有提及《独立宣言》，而是将上帝赋予的权利概念与伊斯兰神权政治（Islamic theocracy）相提并论。
他可能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公众的愤怒已经非常强烈。
早期社会对宣言的依赖
正如我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约翰・狄金森与反对独立的论辩》（John Dickinson and the Case Against Independence，05/22/2026）中指出的，宣布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促使其它国家（尤其是法国）援助美国。然而，《独立宣言》似乎并未达到这个效果——至少没有立即生效。另一方面，这份文件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公民很早就开始用《独立宣言》的标准来衡量公共政策。当然，他们的一些评估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不然。
例如，在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期间，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742—1798）利用《独立宣言》来宣传他关于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统一”（consolidated）中央政府的设想。他认为，《独立宣言》表明各州从未真正彼此独立，大陆会议本身享有主权。威尔逊甚至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但是这些论点从未真正令人信服，宪法制定完成后，威尔逊便放弃了这些论点。
1787年9月17日，制宪会议向公众公布了宪法草案，由此引发了各州是否应该批准该宪法的辩论。宪法的反对者认为，宪法建立了一个贵族式的、权力强大的联邦政府，违背了《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愿望。而宪法的支持者则辩称，宪法实际上促进了《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愿望。
后来，当国家聚焦于奴隶制这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时，奴隶制的反对者辩称，这种“特殊制度”与《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的自然权利”的宣告相悖。没有人比后来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更能阐明这一点。1858年，林肯竞选美国参议员时，他恳切地说道：“你们不仅可以让我落选，还可以把我抓起来处死。但请不要摧毁那不朽的人类象征——《美国独立宣言》。”
当然，林肯总统对《独立宣言》最著名的运用是在名垂青史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1863）中：“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并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
奴隶制反对者援引《独立宣言》的做法，使奴隶制捍卫者陷入了困境。 一些人试图调和奴隶制与《独立宣言》的教义。最终，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简称CSA，存在于1861—1865）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1812—1883）放弃了这些努力，他认为《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完全错误。
二十世纪对宣言的依赖
20世纪初，一些进步学者对宪法中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感到不满，声称宪法是由一些自私自利的反动派撰写的，目的是破坏《独立宣言》的民主理想。这种论点无法解释为什么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位委员会成员都支持批准宪法（尽管杰斐逊也坚持要加入权利法案）。此后，关于宪法制定者出于自身利益而颠覆《独立宣言》的说法已被驳斥。
最终，《宣言》的理念开始在美国境外乃至更广阔的世界中产生影响。因此，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申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并且适用于所有人类。
另一些人则出于与《独立宣言》宗旨完全相反的观点和目的，利用该文件进行宣传。1945年，越南共产党叛军发表了一份“独立宣告”（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其开头便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部分内容。
人们或许会问，那些反对美国《独立宣言》基本原则的人为何还要引用其中的内容？同样，人们或许也会问，那些支持联邦政府权力至上的政客为何要引用宪法？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豪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曾用一句名言回答了这类问题：“魔鬼也能引用圣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因为《独立宣言》是一份极具启发性的文献，所以一些不择手段的人才会将其篡改为宣传工具。
当前，纠正对《宣言》的滥用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公民的责任之一就是让下一代了解《宣言》的真正内容、真正意义以及其重要性。愿我们在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成为历史之后，继续为此努力，永不停步。
作者简介：
罗伯特·纳特森（Robert G. Natelson）曾任宪法学教授，现任山地州政策中心（Mountain States Policy Center，位于爱达荷州）和独立研究所（Independence Institute，位于科罗拉多州）宪法法理学高级研究员。他著有《原始宪法：宪法的实际内容和含义》（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第4版，2025）一书。他还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组织编写的《美国宪法传统指南》（Heritage Guide to the Constitution, 2014）的撰稿人之一。
原文：The Legacy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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