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8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庄瑷筠台湾台北报导）近期台湾政府文宣、活动屡遭发现“误用”中共五星国徽，相关单位事后多坦承疏失。学者表示，从中共“超限战”角度观察，类似事件一再发生，不只暴露公务体系与社会对中共政治符号的辨识与警觉不足，长期累积也会降低对中共政治意涵的敏感度；中共将政治宣传藏进娱乐、消费与流行文化，也透过日常生活接触影响台湾民众对中共与两岸关系的认知。
观光署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日前举办音乐嘉年华活动时，现场提供民众拍照用的车长帽竟出现中共五星国徽；不久前台中市政府发布提供给社宅张贴的《消费者保护法》宣导公告，也被发现介绍中央、地方主管机关的配图出现“中国国徽”图样，引发公务体系对中共政治符号缺乏辨识能力与警觉的质疑。
近年类似案例层出不穷，例如2020年台中市警察局的交通宣导海报使用身穿中共交通警察制服的卡通人物；2020年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汽机车安全驾驶折页也出现中共五星旗；2023年台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馆交通看板的军机图示挂有中共五星旗；2024年台中曾经发生载送役男的车辆播放中共军方影片；2025年桃园某国小老师被家长发现其送给学生的吊饰印有中共五星旗图案；今年台北市公立幼儿园也被揭露教唱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歌曲。
“超限战”一词源自中共军官提出的战略概念，强调对抗不必局限于传统军事手段，也可透过资讯、文化、经济及社会等面向来影响对手。随着中共政治符号持续出现在台湾的公部门、校园及官方活动，相关现象也引发外界从中共渗透与超限战角度检视的讨论。
政治符号日常化 降低社会警觉性
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浦钊向《大纪元时报》指出，近年类似案例层出不穷，暴露出公务体系与社会对中共政治符号的辨识与警觉不足。单一事件可以用疏失解释，但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就不能每次都停留在个案处理。
“对中共而言，说服台湾人接受它的政治主张不容易，只要降低中共政治影响力进入台湾社会的阻力，就已经对它有利。”
洪浦钊认为，当中共政治符号透过网路素材、商品、活动道具等不同管道进入公共空间，长期累积可能让台湾社会降低对中共政治意涵的敏感度。原本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符号一旦被当成普通商品、图像或活动素材，其政治性也会在日常使用中被淡化。
透过日常生活 进行政治叙事
除了政治符号，中国商品、社群平台、短影音与流行文化也大量进入台湾日常生活，成为中共影响社会认知的管道。
洪浦钊指出，中国的网路平台、影视娱乐与文化内容都受到政治管理，公开传播的内容必须符合中共设定的政治红线，这些内容进入台湾，相当于把经过中共政治筛选的语言、价值与叙事带进来，并透过娱乐与消费减少对其政治宣传的距离感。
他表示，台湾艺人在中国发展时同样受到这套政治规则的约束。虽然中国市场提供庞大商业利益，但也划定清楚的政治红线。艺人知道哪些议题不能碰、哪些场合要表态，而其相关言论又可能被中共官媒转化为“两岸一家亲”或“台湾同胞认同祖国”等宣传素材。
此外，各种中国制作的微短剧与影视作品也透过爱情、亲情、创业、观光等故事把两岸融合放进娱乐叙事中，让政治讯息跟着文化内容进入台湾社会。
洪浦钊直言，“这就是叙事战的一种呈现”，当中共把政治宣传藏进娱乐、消费与流行文化，台湾社会就在日常接触中吸收中共设定的语言与叙事，进而影响民众对中共与两岸关系的认知。
政府采购及数位平台 需要建立审核机制
就超限战角度而言，从政治符号到文化内容，如何防范中共影响日常化、降低民众警戒，也牵涉到政府如何建立相应的防线。
洪浦钊表示，公家机关应建立国家识别审核机制，涉及国旗、国徽、地图、制服及政府机关识别的采购、文宣与活动都应纳入查核与验收。委外活动也要明定承办单位与厂商的审核责任，避免中共政治符号透过商品、图像或活动道具进入政府场合。
数位平台与文化内容方面，要强化来源与资金揭露。洪浦钊说，中国的网路平台、影视与文化产品受到政治管理，政府应掌握中共官方、统战系统、地方政府及官媒参与制作或资助的内容。对于以两岸交流、文旅、影视合作等名义进入台湾的活动与内容，也应提高其资金来源、合作单位及传播管道的透明度。
此外，社会也要强化识读能力。中国的影视、短影音与流行文化可以看，但要了解其内容受到什么样的政治管理，否则政治宣传藏进娱乐与文化中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心，这正是台湾亟需防范的地方。
洪浦钊更提醒，“中共对台操作已经进入娱乐、文化、社群平台与日常消费，政府的防范方式也要跟着改变。”五星旗与中共国徽容易辨识，但藏在影视内容、艺人表态与文化交流中的政治叙事不易察觉，也更容易进入生活。政府应将来源揭露、资金流向、平台传播与公部门审核纳入治理，同时提高社会识读能力，压缩中共利用台湾民主开放环境进行统战与叙事操作的空间。◇
责任编辑：郑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