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5日讯】71大游行后，香港政治气候起了大变化。人们能明显看到感到的是香港民主的胜利，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看到感到香港民主在胜利中的失败，更少人能看到感到失败中的胜利。
本文想从一国两制成败的角度谈香港自由民主的成败。若一国两制能存活并发展，则香港自由民主胜；若前者废败则后者败。
大凡一种社会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利益作支持才能生存。一种制度给人们谋利增益，则胜而存，否则败而废。人以利益而群分，在中国而言，最基本的是当权者及其同谋者和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之划分。因而，当权者与民众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要求不同。
当权者解读一国两制明摆着是作为一个增进和巩固权力的策略性权宜措施。这从下面一些事实可以看清楚。为了能控制西藏，就权宜地给出两制，西藏两制无助于增进巩固权力时就废之。强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是因为台湾的权力还没有到手，而最能无需付出成本就能净取得台湾权力的办法是一国两制。其他如联邦制其么的都要现大陆当权者交出其手中的部分权力作交换，但是，取得台湾权力则有限；与一国两制无本生意比，这可能是一笔利小或得不偿失的买卖，所以一概不加考虑。给香港一国两制是因为要减低收回香港的港人压力，也给英国一个交权的道义和政治理由。强塞董建华当头、强调和高压地要求通过23条，是因为要力减香港的两制以达到香港政治大陆化，即让当权者能更直接操控香港的目的。
民众接受和理解一国两制与当权者相异。西藏在全部丧失权力和保留部分权力之间，作出接受保留部分权一国两制的决定；现在要求一国两制是想从权力全失情况下取回部分权力。台湾是既拥全部权力情况下，拒绝交出全部或大分权力的一国两制。香港民众是在无权置喙的情况下以“煮到来就吃”的被动心态接受一国两制。但一国两制一到手，港人就以自己的利益解读和要求。港人的两制要求是港人治港，保留香港既有的自由经济、自由社会、相应的民主制度、个人权利和生活方式。认为这样才是真的一国两制。这和官方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的经济生活两制，政治、社会一制的要求是不同的；香港人会认为这是假的一国两制。
现在谈论香港自由民主的成败，基本上就是指香港的原有政治社会保留和发展的成败。中共的制度性的权力欲望和港人要求港人治港的地方自治权利相悖。而现在的当权者和五十年前的意识形态上并没任何改变，都是抓权压倒一切。就是这种制度和当权者意识让撕毁西藏“十七条协议”和在香港强行23条立法。
23条在港人看来是严重地剥夺了香港人的既有的自由民主权利和大程度地改变的生活方式；视这样的作为是行假一国两制。这是让真的一国两制寿终正寝。
根据上述见解，现在可以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看香港的自由民主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香港自由民主的胜利是明显的。71大游行直接的实效是董建华集团全面退却。刘淑仪辞职、撤23条、现在的董政府一遇民众反对就退却，例如填海、缩短投票时间，都在民众反对下屈服了；在刘淑仪时代是无法想像的，和几个月前董建华刘淑仪公然在立法会藐视和讥辱民选议员那副趾高气昂的景况大异其趣。这是一种直接的有形有实的自由民主胜利，所以人人见到和感觉到。
在这种显性的自由民主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香港的自由民主也呈现了败象。其表现为董的民望冒升，达到了安全线的45%以上，已经消除了管治危机；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人们心态由过去的隔离大陆到变成期待和依赖大陆，大陆以经济吸纳政治的运作已初步见效；因为民主派失去了政治诉求，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未必能压倒保皇的民建联，这是潜在的失败。
要注意的是这种对香港自由民主的逆转，是在香港和大陆官方只作消极的响应，只是收回天怒人怨的措施而已；对时政并无作出任何补求的工作，也没有作出任何政治改革，香港既存矛社会盾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个形势有可能应了徐匡迪“坏事变好事”的判断。现在的实情是由中央主导，绕过董挺董、避开董指导香港消解危机和施政的做法，极可能造成既成事实的一国一制。香港多少有些71前争取自由、批评董倒行逆施，71后争取中央皇恩，赞美党的关怀，依赖中央求港的趋向。如果香港人和其代表民主派没有作为，而官方收买人心策略又得宜，北向神州、由争取态势变成待赐态势的话，由此平顺地由一国两制度到一国一制也许并不是奇怪的事。
经济吸纳政治在国内目前而言已收实效，能否长期有效是未知之数。在香港，就眼前看也收北向神州之效；不过依我看来，香港是一个已经拥有好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是一个实存的公民社会，想像大陆那样用经济收买港人政治，看来成功的机会不大。
在这种胜利中的失败里面，又包含着更为人难以见到感到的自由民主的胜利；而且这胜利又是更本质、更重要、更深层、更具趋向性的。这个更为人难见到难感到的胜利是民主文化的胜利。
香这次类天安门事件，没有出现开拖拉机进维多利亚公园的场面，但也没有因而令当权者改专制变民主：徐匡迪对71大游行“坏事”定性比六四天安门更严重，是绝对负面的判定，这是官方立场和心态的表达；至今为止中央还是视代表香港民意主流的民主派为敌，奉召入京面圣者一个民主派成员也没有。
当权者的本质和心态与反右、六四时并无二致，但对事件处理手段却绝然不同。这个手段不同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它说明了官和民之间实质上作出了让步和妥协。官方没有高压，民间也没有得到得势不饶人，没有走极端；没有在董下台方面僵持，给他一条生路，让他回过气来。让官方从现实压力中变得理性，并和民间相互间健立了良性互动。于是维持了和平与稳定的双赢局面（虽则是民间赢多官方赢少）。
第二、它建立了一个范例。这个范例的内容是，民可以反官，而且民反官是有效的；民间的声音你官老爷必须听，你必须得到我们这些被统治者的同意才可施政。当这个范例用多了就成了惯例，有了惯例后，人们就会自然地依惯例行事；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说民主文化在某方面建立起了。当这些民主文化累积多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我们常说的渐进民主与和平演变，实是包含着这个民主文化建立的过程。
第三、范例的垂范作用。现在毕竟是官民双赢的局面，民赢不言而喻，官赢则是潜在的，但也是实在的。当官的会用64天安门和71维园不同手法处理比较中得出各自的利弊得失判断。这一比较必然取维园模式弃天安门模式。于是这个范例就具备了规范和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既然存在这个范例，若香港或大陆以后发生类似的情况，人们都会要求援例而行。我说过香港牵着北京鼻子走，有人反驳说：你牵得动吗？其实我这个比喻不是说香港摆出一副教师爷架势握鞕牵牛，而是说港的官民共建的范例，让人们自觉地、乐意地顺着香港给出范例的道路走而已。
我说这个民主文化，只是一个可能性很大的民主过程，而不是说今后发展必然就是依这个进程前进。同样上面所说的民主胜败，除了一些既是事实之外，也只是某种可能的预测而已，并不是说这是历史必由的规则。因为中国和香港的民主是一个极之复杂，影响因素极多的进程；这里只是从某个角度探讨和预测其发展可能而已。
2003/9/28@(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