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
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专访
国安会副秘书长张荣丰六月底前一偿宿愿，转往中华经济研究院任副院长，张荣丰昨日受访表示，推动一个能对政策产生影响力的国内智库，并且建立与国外重量级智库间紧密对话网络，是未来的工作愿景。他希望在民间保留一支政策规划能力的团队，随时监督政策，也为政府后盾。
张荣丰同时以办公室挂的一幅字自况：“渊明为令本非情，挂印归来去就轻，稚子迎门松菊在，一壶浊酒慰平生。”正是其心情写照。
问：请辞副秘书长的主要原因？
张：早在去年八月我就有意换跑道，重回中经院，但当时的人情压力极大，以致延迟至今，最近手头上几个负责的专案例如美伊战争等已经完成，加上中经院的借调已在五月二十日期满，因此是回去的时候了。
我约在两、三周前向秘书长康宁祥报告此事，并在二十六日求见陈总统，终于获得同意。这几天也与董事长萧万长谈过，萧欢迎我投入团队。
问：总统对你有何提示？
张：总统对我工作压力太大、负荷过重有所谅解，周一的对话很温馨，我和总统合照，总统也在送我的书上写下“国安栋梁”、“祝福与感谢”送给我。
我向总统报告未来到中经院的一些构想，我认为，中研院有政府预算支持，可专注理论开拓，中经院其实可以承担较多政策规划的功能，在国外，许多政务官退下来后将经验带入智库，扮演民间智库与政府间桥梁的角色，例如传统基金会、ＣＳＩＳ、ＡＥＩ等，台湾在这方面尚未形成风气，我在中经院服务十余年，在政府也有十三年历练，希望在学术结合实务上有所发挥，继续贡献所长，也和同事分享。
同时由于过去工作上的关系，与国外政要、智库也发展出人脉关系，透过这些资源，未来可以强化国外智库与国内的合作项目，建立新的交往模式。
此外，ＳＡＲＳ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形态，更对企业过去的经营行为影响深远，在后ＳＡＲＳ时代，许多企业更重视公司危机处理能力的强化，我在政府长期参与危机处理应变，中经院未来若要转型为独立自主的单位，开办危机处理的训练课程，拓展与工商界的互动，或许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自认很幸运，先后追随两位总统担任幕僚，李总统时，他让一个年轻的学者参与政策规划，许多意见今日看来青涩、甚至突兀，他仍给予包容，给予很大的成长空间﹔陈总统的这三年，同样给予机会，并且支持国安会执行的专案，让我感谢在心。
问：虽然离职的决定已经酝酿极久，但政坛有许多解读，并触及康秘书长？
张：我不希望外界藉我的个人生涯规划进行政治操作。作为专业幕僚，一切以任务为导向，不会从人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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