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近日，互联网和海内外华文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青年报》刊载的这一消息：十年文革浩劫中的一对大冤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后人–两个家庭的三代人，由受害的当事人、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牵头，由身处高位的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张罗安排，毛、刘两个“仇家”的后代在北京聚首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是一篇让人有不胜沧桑之感的感人报道，同时也是今天这个神经紧绷、充满紧张、敌视和仇恨的中国大陆社会，一个富有指标性的、有利于促进社会走向祥和安定的良性事件。
随即，这两天的华文媒体又报道了一个更为有趣、更富有历史感的事件：历史上的一对著名仇家–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三十代孙，准备和残害岳飞至死而担了千年骂名的奸臣秦侩的后代子孙握手宴聚，达成隔世隔代的和解，同时联手合作，从两个家族各自的文化遗存出发，共同研究南宋这一段聚讼纷纭的历史。
这两则消息一近一远，一重一轻，因为都涉及知名历史人物，因此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而其共同的主题都是–以民族大爱，促进社会和解。
或许有人说，这样的事件仅止于象征意义，它对于已经受害的历史人事、被害者家庭甚至包括社会的现实进程，都是无补于事的。笔者以为，这是一种短视的看法。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由于共产党为政几十年的欠债太多，积怨太深，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现实迭增的问题太多太重，客观地说，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面对的都是一个千头万绪互相纠缠、捉襟露肘而顾此失彼的大摊子甚至烂摊子。
今天的“胡温新政”有各种各样的燃眉之急–三农问题、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深入政体骨髓的贪污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问题、各地下岗工潮、土地争执及其上访问题、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问题，等等等等。笔者无意于在此作“策论”–为北京当权者为政之轻重缓急出谋献策，但以上事件提示的社会人心及其民意走向，却是值得特别加以指出的：放松整个社会的神经，为实现社会和解创造良好气氛，是“胡温新政”逼在眉睫而可以举重若轻的一个大课题。
没有社会祥和的气氛就不可能有真正稳定的社会局面，依靠高压、紧缩、严控、堵塞言路等等办法，只能是在不断地填充社会的火药桶；而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政权，是不可能从容治理国家的；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真正搞好和平建设的。那么，当今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历史欠债如山如海，“实现社会和解”谈何容易，要疏解社会情绪，创造祥和气氛，该从何着手呢？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象征事件和象征人物的重要性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共高层内部到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海外人士与西方人士，都向中共官方提出，应该尽快解除对前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软禁问题。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甚至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赵紫阳已是垂暮老人，他在实际政治运作层面已经不可能对现任执政者造成威胁，他所拥有的举世同情和社会影响，主要也是象征性的。但是，惟其是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正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为政者最好利用的巨大资源。也许在实际政治操作层面，在政治上彻底解决“六四”遗留问题尚需时日，但由没有“六四”情结的“胡温”为赵紫阳的软禁松绑，却是一件疏通全社会民意、消解六四积怨的一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事情，举手之劳，容易操作，也不容易失控。
又如，因为“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刘宾雁、戈扬、许家屯、赵复三、刘再复等知名人士，都曾是对国家有过深重贡献的人士。历经十五年海外沧桑，大都进入暮年，并且许多位身患重病，来日无多而期盼叶落归根。无论从人道着眼，或是从创造社会祥和气氛着眼，去除黑名单，开放这些老年流亡人士回国治病、居留，都是一件有益社会而功德无量的事情。前不久，北京官方为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知名汉学家马悦然开禁，给予马悦然进入中国的旅行签证，就在海外引起相当积极正面的反应。
对于上述这些深具象征性的人物和名字，只要北京当局释放一分善意，整个社会就会有十分的良性反映。对于当今“胡温新政”的放松神经、从容上路，其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念之间，可以兴国，也可以误国。而且这些人物大多垂垂老矣，其可资利用的促进社会和解的政治价值，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比方，设若赵紫阳一旦在软禁中逝去，反而会变成一个政治大麻烦–此中时机和分寸的拿捏把握，端看今天北京领导人的胸襟与识见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