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日讯】1990年以来，自由派知识份子被打散，知识份子中的机会主义者趁机实现了与新政权的联合，通过获取幕僚身份而实现了“谋道，不谋食”的致富之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成为企业的会计和政府政策的诠释者，而更多社会学理论者成为政府的帮凶。
在90年代初期，朱江进行“宏观调控”和进行中央集权时，一批学者极力捉刀；而在法轮功案件中，何作庥、司马南、方舟子、甚至有着自由派色彩的于光远、魏明伦等人同时站在江一边为镇压提供“理论支援”。当然，不能说于光远等人也是在帮闲，反对法轮功是他一直坚持的立场。然而问题是，从人权的角度，在别人流血的时候发表赞同政府的主张，这是有违知识份子的人道主义立场的。方舟子等“科学主义者”站在别人的尸体上大出风头尤其令人震惊，他是汉语文化圈对科学一知半解、对宗教完全无知的那种傲慢力量的代表。此外，在台海危机中，一些知识份子从国家主义立场上为江的军事动员帮闲。总之，知识份子与江泽民主义的联合，是整个时代最可耻的丑闻之一。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王绍光胡鞍钢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是90年代初理论界抛出的一本代表作，该书对“朱镕基主义”作出了理论上的投靠。胡鞍钢等人在书中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建议，他们的主要论点是这样的：“国家(其代表为中央政府)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和驱动者，提高国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能力。”
该书的基本立论就成问题。第一、“国家能力”不等于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它也可能是国家的镇压能力和挥霍能力。第二、国家“应该”“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和驱动者者”，也就是说，国家不必然是或实际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和驱动者者”，那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传统社会里，由于“国家”不受监督，“国家”更多是自己利益的捍卫者，从而更多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者；至少，国家不是第一个推动者，也更不是唯一的驱动者；第三、“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和驱动”未必导向社会进步和公民自由，它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第四、这样，强化“国家”能力就可能等于强化一种监护能力和障隘个人自由和社会现代化的能力；第五、民间的和社会的财富才是国力的真正来源与国家能力的最终实现形式。而只有实现个人自治和地方自治才能使社会生产效率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确保这种真正的国家能力的实现。而这种国家能力仅仅为了个人能力发展而存在，它自身不是任何现代政治的目标。
奏折派学者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未必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胡温上台以后，胡鞍钢先生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间接上了一份的“谏书”，谨慎地建议当局尽快推动制度转型，以主动避免危机，创建政治合法性。胡鞍钢先生的“新思维”也许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即使是在党内，他提出的这些“制度创新”目标在80年代就已经是党内开明派的共识了。而对于自由派知识份子来说，他只是在谈论“乞丐式民主”的可能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尽管是可疑的，但谈比不谈好。不过稍有记忆力的人不会忘记，胡鞍钢先生在“新政府”到任不久所上的第一份奏折：《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在那本急功近利的“报告”中，他所表现的的强烈反立宪主义情绪和反经济学常识的“学术理性”给人印象同样深刻。因此，人们不清楚一个如此热衷于中央集权政治的人如何改弦更张开始热衷于道格拉斯-诺斯的事业来了。当然我们不好作“诛心”之论，但胡鞍钢先生几年来“思想的进步”或“变化”使我们怀疑：“更新的政府”在产生之前一方面压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感到了理论的贫困和急需援助。还有，感到理论贫困并需要援助的也包括党内知识份子本身。
当下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过度时期”。由于面临权力移交，政治控制和新的政治分配努力同时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控制在体制外投入过多，而另一方面，体制内因新的分配努力而出现裂痕。胡鞍钢先生的“改革言论”当然比党八股更值得肯定，但它所传递出来的资讯主要不是学术性的，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方向上的，而是“政治”在一次政治结算之前的不安、燥动、投资与期待。它显示党内知识份子掌握了某些的政治资讯，也显示了无法确认更多资讯的那种无奈和冒险。权力系统内部出现了“搭便车”和“制度创新”的多重变局。无独有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最近也谈起了政治民主。高尚全先生在海南省召开的“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经济参考报》10月８日）。这五个方面是：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民主政治。这显然也不能理解为一次学术演讲，而是商业演讲。不能说他是对“三个代表”的修正，但完全可以理解他是对“三个代表”、以及“后三个代表”那种政治力量的揣摩。
90年代以来，中国党内知识份子丧失了80年代“幕僚型”的政治合法性，权术型的知识份子取而代之。但这批知识份子越来越发现：随着机会主义权力合法性的危机的到来，他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一方面要帮助权力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思想的民间化使他们感到与时代距离太远了，因此必须“迎头赶上”。他们迫切需要转换陈腐的政治语言，以便在新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发现，不仅要讨好权力，也要讨好市场或民众。
党内知识份子不打算被扔进水塘里。因此他必须扮演帮助权力合法化和批评权力的双重角色。显然，这两种角色是冲突的，他们哪个角色都无法胜任。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种悲剧命运是注定的。这种悲剧惟以“奉禄”和暂时象征性荣誉来安慰。不过遗憾也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被迫意识到，这种“谋食之道”越来越是一种羞辱。为此他们应该感谢90年代后期思想的民间化——民间思想恢复常识的努力使一切体制内语言表演都成了笑料。这种理性自觉能让体制内知识份子走多远，可能主要不取决于他们的理论水平和道德水平，而更取决于中国政治反逻辑的随机性变动。最近进行这种政治表演的是康晓光，这位清华学者一反近年的权威主义面孔，通过大量剽窃网友文章，写出了关于李思怡惨案的长文。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当然不明白，李思怡惨案之所以成为公共事件，与这位“学者”没有任何关系，但康通过此文把自己打扮成李思怡案件的代言人，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良心。此后康进一步将自己的剽窃成果编辑成书，创造了把“编著”变成“著作”的又一典范。因此余杰愤怒地对国际媒体说，康晓光的剽窃和化装几乎是不能接受的。不过不了解李思怡惨案的人们可能多少了解康晓光的历来观点。刘晓波于2004年3月20日在“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一文中，曾向人们介绍了这位“学者”的“基本思想”。刘晓波说，近两年，清华学者康晓光先生以赤裸裸的权威主义立场而声名鹊起，他提出的“国家合作主义”，引来其他学人的质疑、商榷和批评。3月16日，康发表了《对王思睿“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的回应》的长文，不仅有失学术风范，表现出一种“知识狂妄”，而且颇有利用政治打压学术争论之嫌。那麽，康晓光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在市场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说十三亿中国人真有什么‘共同底线’的话，那麽这‘共同底线’就是‘合作主义国家’！”
从逻辑上任何人都可能质疑：康晓光是怎么知道十三亿中国人的想法的呢？这种思维的确与“三个代表”如出一辙。康文指出：“从秦晖到王思睿都不是在讨论学术问题，而是在讨论政治策略。更准确地说，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传播政治斗争策略。‘分派’和建立‘共同底线’都是为了建立‘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团结各派社会力量与权威主义政府作斗争。”刘晓波揭露说，康借刀杀人的计谋可与吴征杨澜夫妇相提并论。曹长青是揭露吴、杨夫妇文凭造假案最有力的“打假英雄”，结果吴杨夫妇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公开指责曹先生为“反共分子”或“反华势力”；并出示曹的多篇“反动文章”作为证据。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康晓光研究员”在2003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论合作主义国家。”康首先批判“把国家看作是社会的衍生物”这一“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然后把黑格尔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国家主义观点“创作”成自己的观点。当然，他“发展了”黑格尔的思想，坦承威廉一世就代表国家：“国家也不是抽象的，它由一些特定的人——统治集团——掌管”，“它或是统治集团牟利的工具”，这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观点上去了。康通过曲解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自由主义之后，开始提出他的“合作主义国家设想”：合作主义国家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自治”、“合作”、“制衡”与“共用”——“合作主义国家的首要原则是权力、资本、知识、劳动都实行自治。所谓“权力自治”就是实行权威主义政治”。
“统治集团不是任何阶级的代理人，它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主观上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客观上对全民和国家负责”——“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康文在逻辑上最大问题是，在坚持“权威主义”或“权力自治”的前提下，合作如何可能。事实上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就因此倍受指责，康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感。如果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威权统治”向“合作统治”的过渡，那麽在事实上，该理论仅仅是支援了威权统治（它是既定事实），而帮助这一既定利益职责人权抵抗破坏了“合作”。康事实上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市场社会中，最危险的专制力量不是政府，而是资本或资产阶级。”——他忘记自己刚刚认定的：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资本或资产阶级”。因此，关键不在于“如何制约资本的势力”，而在于制约军队和党的势力。康晓光的“合作主义国家”拼盘中，“权威主义政治”是唯一的既定事实，并且是“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最大敌人。康晓光最后“代表大陆的知识份子”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与权威主义政治达成了妥协。”这话可能只在这一问题上是真实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康晓光与权威主义政治达成了妥协”。事实上这一判断同样是不真实的，因为康晓光还没有资格与“权威主义”在谈判基础上达成妥协，因此更真实的判断应该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康晓光渴望权威主义政治使用”。康晓光代表了灾民社会的知识份子在权力面前跳脱衣舞传统的当代形式。恐惧和利欲熏心是他“妥协”的真正根源，这种妥协在后江时代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康正打算用李思怡抹去“合作主义”的“历史污点”，以便同“胡温新政”与时俱进。随着江泽民的退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体制内的知识份子正在从上海滩悄悄迁移，站在中南海新主人不远处卖弄风骚。希望李思怡案真能拯救这些机会主义的灵魂。
──转自《北京之春》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