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6日讯】我出生在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才刚上小学。所以一直对中共杀人历史并不太了解。相反﹐从课本上学到的都是“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好”这一套。尽管自己全家都受过中共迫害﹐但从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对中共感恩戴德。
老实巴交的爸爸﹐一辈子从未得罪过人﹐就因为曾经是省长办公室的秘书﹐被流放河南农村整整十年。妈妈也是建国初期的老党员﹐一个月工资几十元人民币﹐拉扯我们姊妹四人﹐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可还要受邻居坏人的欺负。那时记得妈妈上了一天班﹐回家后顾不上休息﹐赶快烧火做饭﹐好不容易安顿好我们几个上床睡觉后﹐自己又趴在小凳上写告状书。爸爸在十年中把河南农村转了个遍﹐后来他提起河南上百个县名﹐如数家珍。爸爸一年回家一到两次﹐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有几次正在家中吃饭﹐爸爸的脚步声传进大院﹐尽管离家几十米远﹐我就能听出来﹐飞奔似的跑出家门﹐扑向爸爸。
自己出国前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都是在“党的恩情”中成长。所以一听到美国﹐台湾﹐就打心眼里反感﹕反华﹐反共﹐台独……以致出国三年以后﹐当自己听到抗日战争的真相﹐从不以为然到似信非信﹐当听到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后﹐终于大吃一惊﹕原来抗日不是共产党打的﹗﹗﹗当自己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了解到越来越多的真相后﹐终于痛心疾首﹕原来自己前半生都是生活在谎言之中﹐认贼做父﹗原来自己从小歌功颂德的党是一个暴徒﹐流氓﹐邪教﹐恐怖主义的老窝﹗今天﹐我想赠给这个即将被历史唾弃的﹐垂死挣扎的异类一句话﹕五毒俱全十恶不赦
下面是我亲耳听到同事黄先生所说的一段中共杀人历史。
有一次﹐老板请我们吃饭﹐同事黄先生也在座。黄先生在我们公司做司机﹐他为人豪爽﹐生性豁达﹐好杯中物。几杯酒落肚后﹐他就跟我们讲起了自己的家人﹕老妈妈今年80岁了﹐住在贵州﹐兄弟几个……当谈到自己的父亲时﹐黄先生沉默了几秒钟﹐略带伤感的说﹕“我爸爸是我们那个地区第一个被共产党枪毙的。”什么﹖我和老板大吃一惊。黄先生没有停顿﹐“而且﹐我爷爷也是被共产党枪毙的﹗”我感到呼吸急促﹐说不出话来。以前从未听黄先生说过此事﹐我有点不知所措。好在老板是台湾人﹐了解一些中共杀人历史﹐没有表现出特别惊慌。
黄先生呷了一口酒﹐娓娓道来﹕他们家在1949年以前是贵州那个地区的一个大户﹐因为乐善好施而闻名一方。爸爸是国民党少校军官﹐黄埔军校毕业。49年那年撤退台湾﹐因为爸爸在家是独子﹐放心不下爷爷奶奶﹐所以已经到了香港后﹐又回到贵州。当他爸爸一回到家﹐全家人都傻眼了……黄先生说到此﹐我好像看到了他们全家那万分绝望﹐哭倒一片的场面。是呀﹗国民党的少校军官﹐共产党怎么会手下留情呢﹖
结局正像所料的﹕共产党一来﹐他爸爸就被判死刑﹐立即枪决。这时﹐我感到惊骇的不是黄先生爸爸的死﹐而是共产党的“审判”方式﹕黄先生告诉我们﹐共产党对一般的犯人﹐根本不经过审判﹐他给我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共产党几个小干部﹐坐在方桌前﹐脚翘在长凳上﹐喝着酒﹐抽着烟﹐吞云吐雾。那边五花大绑上来一个人﹐问﹕杀不杀﹖几个人斜眼看一下这个人﹐眼神过去一交流﹐互相就明白了（这就算商量过了）﹐这个小干部手一挥﹕杀﹗就押下去枪决了。可怜的是﹐如果那几个干部喝得迷糊﹐根本看都不看犯人一眼﹐手一挥﹐倒霉的就搭上一条命﹗
黄先生的爸爸算是“待遇”好的﹐因为他是少校军官﹐所以是经过审判的。我问黄先生﹐那时您多大﹖他说﹕也就3.4岁吧﹐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他告诉我们他只记得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和自己的哥哥背着竹筐﹐给自己下葬的父亲倒土﹔一个是他的爷爷手拿刷子﹐蘸着油漆﹐给自己的儿子棺材上漆﹐嘴里唱着山歌。唱着山歌﹖我很好奇﹕什么山歌﹖黄先生叹了一口气﹕斥责解放军的山歌。因为这一首山歌﹐爷爷也被枪毙了。
我和老板听后﹐沉默半晌﹐不住唏嘘﹐大家都不动筷了。那以后呢﹖“以后,”黄先生苦笑起来:家里偌大的房产,还有一大片地都被充公了。文革开始后,他成了他们那个地区最年轻的反革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他妈妈,受尽迫害,“老人家,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寡﹗”
……
窥一斑可见全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个杀人的历史,一个颠倒黑白的历史,一个欺压良善,挑拨是非的历史。这个恶党,手上沾满了善良的中国人民的鲜血,无恶不做,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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