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1日讯】全方位解读中国政府的行为，往往会让人产生严重的困惑，甚至会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清楚地了解本身应负的政治责任。比如对比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巨大成就”与本国人民的福利状态，就让人有上述困惑。
中国这些年到底援助了发展中国家多少钱？这不仅对众多曾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个谜，就是作为纳税人的中国人民，也无从知晓具体数字，因为这统统被中国政府当作“国家机密”，普通人只能从中国政府炫耀自己的“外交成绩”中略知一二。
2002年1月7日，中国对外正式宣布援助阿富汗的具体数字：在已经分别援助30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美元的基础上，将再向阿富汗提供1.5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8.3元）的援助──而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农民负担的税费多如牛毛，一些地区竟然高达40多种，不少农民因无法交税而被迫自杀或被投入当地干部私设的牢狱。
2004年3月18日，中国政府向埃及无偿援助的远程教育项目在开罗郊外的穆巴拉克教育城举行交接仪式。据称，这只是近年来中国在埃及最大的援建项目而已──而此时此刻，中国国内至少有5,000万失学儿童，15岁以上成人文盲率高达8.72%。每年大学入学前夕，总有一些青少年及其家长为交不起区区几百元人民币学费而被迫自杀，比如今年6月四川农家孩子郑清明因欠交600元学费而被迫自杀事件。
9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武汉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曾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千多名人员提供了生殖健康、计生技术等方面的培训，给一些发展中国家捐赠计生器材和药具。今后将继续逐步增加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对比中国人的医疗状况，真为中国政府此举感到寒心：从 1991年到2000年，中国用于农村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有1,000万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每年合计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人民币。而河南爱滋病蔓延，政府最开始是捂盖子，不让消息流布。在几位志愿者坚韧不拔地奔走呼唤并引起国际关注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改变态度，但投入的资金却极其有限，至今还未见政府为河南的爱滋病防治工作举办专业培训班。只有一些民间人士在国际组织的援助下做了一些培训工作，如北京佑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可以及高耀洁医生。
此外，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援建了许多体育设施。根据中国自己公布的援外成就，从1966年到1979年，中国分别在柬埔寨、蒙古、桑给巴尔、索马里和塞拉利昂等5个国家建设了2座体育馆和3处体育场。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建设的体育场馆遍及数十个国家，包括非洲的冈比亚、贝宁、毛里塔尼亚，亚洲的巴基斯坦、缅甸，阿拉伯世界的埃及、约旦，还有塞舌尔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在许多受援国家中，中国援建的体育场馆成了当地建筑质量最好、外观最雄伟的标志性建筑。中国政府非常骄傲地宣布，这些体育设施全部是可以举办大型国际比赛的高水平、高档次的、符合奥林匹克高标准要求的场馆，所有的设备全部是最高质量。这些场馆拥有运动员宿舍、食堂等全套配套设施，符合举办大型赛事的要求。
其中扎伊尔的体育场可容纳8万人，是所有援外体育场馆中规模最大的，它的档次之高、设计和施工之精良，甚至可以与北京的工人体育场相比。而在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建设的体育场则最具有代表性。它座落在阿皮亚（APIA）公园内，不仅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体育馆；还有四周为跑马场的4片足球场，3片落网球场和5片网球场。当地人在公园散步休闲之余便可以尽情地运动──中国政府在挥洒金钱援建这些奢华项目时，可想到中国至今除了几个大城市有一些收费昂贵的公共体育设施之外，大部分中小城市都没有任何可供市民体育锻练的体育场馆，绝大多数农村的中小学甚至连起码的体育设施都没有？要知道，至今中国本国还不曾拥有中国援建太平洋岛萨摩亚的那种水平的高档体育场馆。
勒紧本国人民的裤腰带（甚至不惜饿死本国人民）为外国提供大量援助，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就形成的老传统。上述账单开列的内容还只涉及人权中最起码的生存权，但已经足够表明，在中国政府掌握的那架天平上，通过金钱外交打造虚幻的“良好国际形象”，远比提高中国人民的生存水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人权状态重要。(华夏电子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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