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间二百多年走过，曾经天下朝宗的西周最终还是亡于幽王的昏聩和残暴。这再一次证明了敬天畏地的仁德之王才能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才能得到神的庇护，而倒行逆施的君王则只能是失道寡助。且让我们继续走进历史的下一幕。
西周时，虽然分封了许多诸侯国，但周王仍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并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走向衰微，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而社 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诸侯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 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列国之间的竞争也从不甚激烈到十分激烈，依此后世史家又划分为春秋和战国时期。
“春秋”缘 于孔子所着史书《春秋》得名，“战国”则大概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事频繁而得名，西汉刘向曾著书《战国策》。不过，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却为全国性的统一 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社会动荡的加剧，国与国的交往和竞争，人际交流的扩展，也使人们的道德水准开始下滑，自上古至西周时期人们所尊崇的 “德”让位于了现实的权力欲望和利益，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法则开始确立。孔子认为，此时“天下无道久矣”。
而《史记•秦本纪》中有一段秦穆公与戎王派臣由余的对话也反映了中原各国出现纷争的根源。秦穆公问由余：“中原各国借助诗书礼乐和法律处理政务，还不时的 出现祸乱，现在戎族没有这些，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岂不很困难吗！”由余回答道：“这些正是中原各国发生祸乱的根源所在。上古圣人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实现了小的太平。
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 上下互相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族却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 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啊。”
为此，人们迫切希望寻找到挽救时 弊的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学说纷纷出现，以期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并让有缘修炼的人可以 达到更高的境界。不过，虽然学说众多，但代表整个时代变化的主要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等。特别是儒道两家，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其实， 真道就在其中。
因为这一时期历史纷繁复杂，故分成两大部分加以介绍。第一部分侧重介绍诸侯间的争霸战，第二部分侧重思想学说和文化科技方面的阐述。
第一部分: 春秋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下的诸侯间竞争
（公元前770-前477年）
—–弱肉强食、强者为王法则的逐步确立
平 王东迁之后，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 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在 中原一带，处于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国、鲁国，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 先后强大起来，成为了大国。而以前周王室的西土为秦国所有。秦国逐渐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为了西方强国。不过，这一时期，各大国间的战事尚 不频繁，处于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 知人善用却不能善始终的齐桓公
首 先崛起的大国是齐国。齐国的开国者是吕尚，又称姜尚或姜太公。因姜太公辅佐周文王、武王建立大业，并最终推翻了商纣政权有功，武王在平定商纣成为天下之王 后，将齐国营丘封赏给了他。后来封赏之地又进一步扩大。齐国在地理上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而且自开国以来又十 分注重发展经济，太公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 在政治文化上，顺应“其民阔达多匿知”的原有文化，有条件的推行宗法制和集权制的结合，“因其俗，简其礼”，为政简而不苛，平易近民。
齐桓 公（前685年–前643年）是一个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君王。他即位后，不计前嫌，任用曾箭射自己的管仲为相。后来有人进谗言，中伤管仲，齐桓公不仅 加以驳斥，而且对管仲更加信任，尊为“仲父”，明确“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这样，使得管仲能够施展他的聪明才智，作出 一番事业。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是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他辅佐齐桓公后，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 国强兵的方针策略。他合理征收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以达到民富、民安；又改进国家管理体制，发展民间武装力量，并统一军政的领导；还运用国家力量发展盐铁 事业，增加财政收入。这为齐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管仲在政治上要求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 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他强调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 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由 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 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 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种选拔人才的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 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 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在外交上，接受了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即在尊重周王室权利的前提下，联合其他国家攻打那 些蛮夷之邦。齐国先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又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 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 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
齐桓公除了知人善用，而且还十分守信，这也为他在诸侯中赢得了声望。比如，桓公五年（前681）时，去征伐鲁国， 鲁军眼看失败。鲁庄公请求献出部分领土来媾和，桓公答应了并与鲁人在柯地盟会。将要盟誓之际，鲁国的曹沫（ｈｕì，惠）在祭坛上用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归 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桓公被迫答允。后来桓公被放后，想不归还鲁国被占领土并杀死曹沫。管仲说：“如果被劫持时答应了人家的要求，然后又背弃诺言杀死人家，是满足于一件小小的快意之事，而在诸侯中却失去了信义，也就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不能这样做。”桓公于是就把曹沫三次战败所丢的全部领土归还给鲁国。 诸侯闻知，都认为齐国守信而愿意归附。七年（前679），诸侯与齐恒公在甄地盟会，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齐桓公虽成为天下霸 主，但依旧能够遵守礼制。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侵伐燕国，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派兵救燕，接着讨伐山戎，到达孤竹后才班师。燕庄王为了表示感 谢，亲自送桓公进入齐国境内。桓公说：“除了天子，诸侯之间相送不能出自己的国境，我不能对燕无礼。”于是把燕君所至的齐国领土用沟分开送给燕国，让燕君 重修召公之政，向周王室进贡，就像周成王、康王时代一样。诸侯闻知后，都更加尊重和服从齐国。
三十五年（前651）夏，桓公与诸侯在葵 丘盟会。周襄王派宰孔赏赐给桓公祭祀文王武王的福肉、丹彩装饰的弓箭、天子乘用的车乘，而且特许桓公不要下拜谢恩。桓公本想答应，管仲却说：“为君不君， 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遵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遵守 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桓公听到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 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
秋天，再次与诸侯在葵丘盟会时，齐桓公脸上骄傲之色明显。诸侯见桓公如此也使 有些人开始离心。此时周朝王室衰微，天下只有齐、楚、晋四国强盛。晋国刚刚参加盟会，晋献公便死去，国内大乱。秦穆公处地偏远，不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楚 成王刚刚将荆蛮之地占为己有，认为自己是夷狄之邦。只有齐国能够召集中原诸侯盟会。
因此桓公宣称：“寡人南征至召陵，望到了熊耳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 国；西征大夏，远涉流沙；包缠马蹄，挂牢战车登上太行险道，直达卑耳山而还。诸侯无人违抗寡人。寡人召集兵车盟会三次，乘车盟会六次，九次会合诸侯，匡正 天下于一统。过去三代开国天子，与此有何不同！我想要封祭泰山，禅祭梁父。”而封祭泰山，禅祭梁父是只有周天子才可以做的，齐桓公以诸侯霸主的身份欲行之 是一种僭越行为。管仲极力劝阻，但桓公不听；管仲于是介绍封禅之礼要等远方各种奇珍异物具备才能举行，桓公这才作罢。
四十一年（前645），管仲去世后，桓公不听其言，任用品德不佳的易牙、开方等人。这些人专权后，开始祸乱齐国。后来，桓公生病时，他的五个公子各自结党要求立为太子。桓公死后，为了争夺王位，齐国发生了内乱。桓公的尸体被丢在床上六十七天，尸体爬满了蛆虫。
桓公去世后，齐国渐趋衰落。尤其经过崔杼、庆封之乱后，大伤元气，终于被贵族田氏所替代。
* 图霸未成的诚信之君宋襄公
齐 桓公死后，因为内乱，太子晤逃往宋国。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认 为自己已经强大，因此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便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 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下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遵守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 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盟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到一个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 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
但是宋襄公并未意识到此时其它国家已不再以诚信为本。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伐郑。 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渡河未 毕）也，请击之”， 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过河以后，还没有摆好阵势时，子鱼又让他乘机发动进攻，他还是不同意。
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 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国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却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 二年）。泓水之战，宋国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伤而死。
* 兼听则明的晋文公
早在齐国称霸中原时，处于南方的楚国就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国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在晋文公的整顿下，开始强大起来。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都城在唐（今山西翼城县境）。叔虞的儿子燮父时迁都今天太原晋水之旁，改国号曰晋（详见《国语﹒晋语》、《史记﹒ 晋世家》），就是后来的晋国。它的疆域只要在今天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四面都是戎狄小国，虽然地大势固，但影响了它与中原的交往。西周末年，晋国开始强 盛，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辅平王东迁。公元前745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师于曲沃。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间，内乱 一直没有停息，到公元前679年，旁系武公灭晋而自立，并获得周王的册封，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
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 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起兵灭掉了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 （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
次年，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 （公元前658年）命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为了 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沉迷女色，不大 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帮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
晋文公年轻时就好学不倦，十七岁曾结交五个贤士，在国外逃亡十九年，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民经验，终于在62岁时返回晋国荣登君主宝座。 回国后，他举贤任能、修明政务、施惠百姓、奖惩分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改革政策，成为世代公认的圣贤君王。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虽然晋文公也曾犯有两个严重错误，但他能知错必改，有错必纠。一个是在逃亡途中， 他爱恋在齐国娶的妻子，贪图安乐，竟忘记重任，放弃理想，不再奋发向前。他的妻子与随从用计灌醉他，抱他上车，离开齐国。醒后，他知道中计，想杀死随从 ──自己的舅父。不过，当他认识到随从用计使他离开齐国是正确的作法时，他终于没有杀死舅父而与随从们一起前行了。另一个是他返回晋国后，他奖赏与他同舟 共济的有功之臣时，忘记了介子推。但晋文公认识到未及时给介子推行赏之错时，便派人到处寻找介子推。当听说介子推已进入绵上山时，他便下令把整座山做为 “介推田”封给介子推，改绵上山为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这些做法都争得了民心，巩固了他的地位。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 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到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 兵杀王子带，并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矛（今河南修武县）四 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 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 前633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僵也对文公说：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讨伐楚的 盟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
楚遣使到晋国，表示愿意解除对宋的围困，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下向曹、 卫许诺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国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 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 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 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的制止了楚的北上。
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 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 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 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地处偏僻，与他国交往甚少，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 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 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后，周襄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显。晋文 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
“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法，大概是晋国的一贯 作法。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是夏商的后人，不是普通的“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 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更不用说以往的以仁德 服天下的大道了。这种弱肉强食的方式，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
公元前541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杀鲁使，晋国执政赵鞅说： “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 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 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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