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

東周之諸侯爭霸時期─春秋戰國(一上)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心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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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間二百多年走過,曾經天下朝宗的西周最終還是亡於幽王的昏聵和殘暴。這再一次證明瞭敬天畏地的仁德之王才能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才能得到神的庇護,而倒行逆施的君王則只能是失道寡助。且讓我們繼續走進歷史的下一幕。

西周時,雖然分封了許多諸侯國,但周王仍保持著天下宗主的威權,並禁止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擊或兼並。平王東遷以後,王室走向衰微,失去了控制諸侯的力量。而社 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使一些被稱為蠻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響或民族融合的基礎上很快趕了上來。中原各諸侯國也因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有的強大起來,有的 衰落下去。於是,諸侯國互相兼並,大國間爭奪霸主的局面出現了。列國之間的競爭也從不甚激烈到十分激烈,依此後世史家又劃分為春秋和戰國時期。

“春秋”緣 於孔子所著史書《春秋》得名,“戰國”則大概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戰事頻繁而得名,西漢劉向曾著書《戰國策》。不過,東周時期的社會大動盪,卻為全國性的統一 準備了條件。與此同時,社會動盪的加劇,國與國的交往和競爭,人際交流的擴展,也使人們的道德水準開始下滑,自上古至西周時期人們所尊崇的 “德”讓位於了現實的權力慾望和利益,弱肉強食、強者為王的法則開始確立。孔子認為,此時“天下無道久矣”。

而《史記•秦本紀》中有一段秦穆公與戎王派臣由余的對話也反映了中原各國出現紛爭的根源。秦穆公問由余:“中原各國借助詩書禮樂和法律處理政務,還不時的 出現禍亂,現在戎族沒有這些,用什麼來治理國家,豈不很困難嗎!”由余回答道:“這些正是中原各國發生禍亂的根源所在。上古聖人黃帝創造了禮樂法度,並親自帶頭貫徹執行,實現了小的太平。

到了後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驕奢淫逸。依仗著法律制度的威嚴來要求和監督民眾,民眾感到疲憊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實行仁義。 上下互相怨恨,篡奪屠殺,甚至滅絕家族,都是由於禮樂法度這些東西啊。而戎族卻不是這樣。在上位者懷著淳厚的仁德來對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滿懷忠信來侍奉君 上,整個國家的政事就像一個人支配自己的身體一樣,無須了解什麼治理的方法,這才真正是聖人治理國家啊。”

為此,人們迫切希望尋找到挽救時 弊的方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春秋戰國之際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子學說紛紛出現,以期解決存在的社會問題,規範人們的行為道德,並讓有緣修煉的人可以 達到更高的境界。不過,雖然學說眾多,但代表整個時代變化的主要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等。特別是儒道兩家,對以後的中國曆史產生了深刻 的影響。其實, 真道就在其中。

因為這一時期歷史紛繁複雜,故分成兩大部分加以介紹。第一部分側重介紹諸侯間的爭霸戰,第二部分側重思想學說和文化科技方面的闡述。

第一部分: 春秋時“挾天子以令諸侯”下的諸侯間競爭

(公元前770-前477年)

—–弱肉強食、強者為王法則的逐步確立
平 王東遷之後,天子直轄的“王畿”,在戎狄不斷襲擾和諸侯不斷蠶食下,大大縮小了,最後,僅剩下成周方圓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盤;同時,天子控制 諸侯的權力和直接擁有的軍事力量,也日益喪失。天子不僅經濟上有求於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諸侯的擺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義,仍然具有號召力。因此,一些隨著地方經濟發展逐步強大的諸侯國,就利用王室這個旗號,“挾天子以令諸侯”,積極發展自己勢力。

在 中原一帶,處於今山西的晉國,山東的齊國、魯國,湖北的楚國,北京與河北北部的燕國,以及稍後於長江下游崛起的吳、越等國,都在吞並了周圍一些小國之後, 先後強大起來,成為了大國。而以前周王室的西土為秦國所有。秦國逐漸吞並了周圍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國家,成為了西方強國。不過,這一時期,各大國間的戰事尚 不頻繁,處於發展自己勢力的時期。據《左傳》記載,春秋時共有一百四十多國。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齊、晉、楚、秦、魯、宋、鄭、衛、陳、蔡、吳及越等國。

* 知人善用卻不能善始終的齊桓公

首 先崛起的大國是齊國。齊國的開國者是呂尚,又稱姜尚或姜太公。因姜太公輔佐周文王、武王建立大業,並最終推翻了商紂政權有功,武王在平定商紂成為天下之王 后,將齊國營丘封賞給了他。後來封賞之地又進一步擴大。齊國在地理上有著良好的自然條件,“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而且自開國以來又十 分注重發展經濟,太公時期就“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 在政治文化上,順應“其民闊達多匿知”的原有文化,有條件的推行宗法制和集權制的結合,“因其俗,簡其禮”,為政簡而不苛,平易近民。

齊桓 公(前685年–前643年)是一個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君王。他即位後,不計前嫌,任用曾箭射自己的管仲為相。後來有人進讒言,中傷管仲,齊桓公不僅 加以駁斥,而且對管仲更加信任,尊為“仲父”,明確“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這樣,使得管仲能夠施展他的聰明才智,作出 一番事業。

管仲,名夷吾,字仲,謚敬,是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他輔佐齊桓公後,對內政外交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 國強兵的方針策略。他合理徵收賦稅,減輕農民負擔,以達到民富、民安;又改進國家管理體制,發展民間武裝力量,並統一軍政的領導;還運用國家力量發展鹽鐵 事業,增加財政收入。這為齊國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管仲在政治上要求齊桓公“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所謂“修舊法”,是整飾 舊制度的意思,“業”,韋昭注雲:“猶創也”,指注入符合新時代的新內容。他強調要“慎用其六柄”(《國語﹒齊語》),六柄就是“生、殺、貧、富、貴、 賤”(《國語﹒齊語》韋昭注)。“擇其善者而業用之”,當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選擇的。所以他“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柄”,是後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權觀念。“六柄”,約而言之,就是賞罰“二柄”,即生、富、貴是賞;殺、貧、賤是罰。由 此可見,管仲雖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當是管仲“嚴刑”的結果。如果承認“嚴刑”自管仲起,所謂“法家”也當自管仲見其端 倪。

管仲還規定,國中有“慈孝於父母,聰慧(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國語﹒齊語》),由鄉長推薦,試 用為官。試用稱職的,正式委任為吏。任官稱職的,要經過君主當面審核,才能令他協助上卿治理政事。這種選拔人才的三選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過去的世卿世 祿制,為下層士民進入仕途開創了條件。

春秋初年,各國的對外政治,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關係:一是華夏對夷狄,二是諸侯對周天子,三是諸侯對諸 侯。齊桓公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後,便積極開展對外活動。他在外交上,接受了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即在尊重周王室權利的前提下,聯合其他國家攻打那 些蠻夷之邦。齊國先聯合燕國打敗了北戎;又聯合其它國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擾,“存邢救衛”;公元前656年,齊國與魯、宋、鄭、陳、衛、許、曹諸國聯軍侵蔡 伐楚,觀兵召陵,責問楚為何不向周王納貢。楚的國力也很強盛,連年攻鄭。但見齊桓公來勢兇猛,為保存實力,許和而罷。以後,齊桓公又多次大會諸侯,周王也 派人參加會盟,加以犒勞。

齊桓公除了知人善用,而且還十分守信,這也為他在諸侯中贏得了聲望。比如,桓公五年(前681)時,去征伐魯國, 魯軍眼看失敗。魯莊公請求獻出部分領土來媾和,桓公答應了並與魯人在柯地盟會。將要盟誓之際,魯國的曹沫(huì,惠)在祭壇上用匕首劫持齊桓公,要求歸 還魯國被侵佔的土地。桓公被迫答允。後來桓公被放後,想不歸還魯國被佔領土並殺死曹沫。管仲說:“如果被劫持時答應了人家的要求,然後又背棄諾言殺死人家,是滿足於一件小小的快意之事,而在諸侯中卻失去了信義,也就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不能這樣做。”桓公於是就把曹沫三次戰敗所丟的全部領土歸還給魯國。 諸侯聞知,都認為齊國守信而願意歸附。七年(前679),諸侯與齊恆公在甄地盟會,齊桓公從此成為天下諸侯的霸主。

齊桓公雖成為天下霸 主,但依舊能夠遵守禮制。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侵伐燕國,燕向齊國告急。齊桓公派兵救燕,接著討伐山戎,到達孤竹後才班師。燕莊王為了表示感 謝,親自送桓公進入齊國境內。桓公說:“除了天子,諸侯之間相送不能出自己的國境,我不能對燕無禮。”於是把燕君所至的齊國領土用溝分開送給燕國,讓燕君 重修召公之政,向周王室進貢,就像周成王、康王時代一樣。諸侯聞知後,都更加尊重和服從齊國。

三十五年(前651)夏,桓公與諸侯在葵 丘盟會。周襄王派宰孔賞賜給桓公祭祀文王武王的福肉、丹彩裝飾的弓箭、天子乘用的車乘,而且特許桓公不要下拜謝恩。桓公本想答應,管仲卻說:“為君不君, 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均見《國語﹒齊語》)。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就是據禮而有的,如果齊桓公不遵守禮的規定,使天子不尊,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遵守 禮,那麼桓公的地位也就難保了。桓公聽到管仲之言而懼,結果還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國語﹒齊 語》說:“諸侯稱順”。通過這次盟會,齊桓公遂成為中原霸主。

秋天,再次與諸侯在葵丘盟會時,齊桓公臉上驕傲之色明顯。諸侯見桓公如此也使 有些人開始離心。此時周朝王室衰微,天下只有齊、楚、晉四國強盛。晉國剛剛參加盟會,晉獻公便死去,國內大亂。秦穆公處地偏遠,不參加中原諸侯的會盟。楚 成王剛剛將荊蠻之地佔為己有,認為自己是夷狄之邦。只有齊國能夠召集中原諸侯盟會。

因此桓公宣稱:“寡人南征至召陵,望到了熊耳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 國;西征大夏,遠涉流沙;包纏馬蹄,掛牢戰車登上太行險道,直達卑耳山而還。諸侯無人違抗寡人。寡人召集兵車盟會三次,乘車盟會六次,九次會合諸侯,匡正 天下於一統。過去三代開國天子,與此有何不同!我想要封祭泰山,禪祭樑父。”而封祭泰山,禪祭樑父是只有周天子才可以做的,齊桓公以諸侯霸主的身份欲行之 是一種僭越行為。管仲極力勸阻,但桓公不聽;管仲於是介紹封禪之禮要等遠方各種奇珍異物具備才能舉行,桓公這才作罷。

四十一年(前645),管仲去世後,桓公不聽其言,任用品德不佳的易牙、開方等人。這些人專權後,開始禍亂齊國。後來,桓公生病時,他的五個公子各自結黨要求立為太子。桓公死後,為了爭奪王位,齊國發生了內亂。桓公的屍體被丟在床上六十七天,屍體爬滿了蛆虫。
桓公去世後,齊國漸趨衰落。尤其經過崔杼、慶封之亂後,大傷元氣,終於被貴族田氏所替代。

* 圖霸未成的誠信之君宋襄公

齊 桓公死後,因為內亂,太子晤逃往宋國。宋襄公於魯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聯合曹、衛、邾伐齊,送太子昭回國即位,是為齊孝公。戰勝齊國後,宋襄公認 為自己已經強大,因此想借齊、楚威勢稱霸中原,便於魯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把齊孝公召來同他一起與楚國的鹿上(今安徽阜陽市南,或說在今山東巨 野縣西南)結盟,楚國假意允許了他,暗裡卻布下了天羅地網。到了這年秋天再會,宋襄公遵守信義,不帶兵赴會,楚、鄭、陳、蔡、許、曹等國諸侯約宋襄公到盂 地(在今河南睢縣),楚國乘機拘捕了他,並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從盟會上逃回,力抵楚軍,堅決不降。楚見捉到一個國君並無用處,遂把宋襄公送給魯國,魯僖 公乘機出面說情,放他歸國。

但是宋襄公並未意識到此時其它國家已不再以誠信為本。當時楚強,鄭國朝楚,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伐鄭。 楚救鄭,與宋軍戰於泓水(今河南柘城縣北)。當時宋軍已經列好陣勢,楚軍正在渡河,司馬子魚(即公子目夷)對宋襄公說:“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渡河未 畢)也,請擊之”, 宋襄公不同意。楚軍渡過河以後,還沒有擺好陣勢時,子魚又讓他乘機發動進攻,他還是不同意。

一直等到楚軍準備好了之後,宋襄公才下令出擊,結果宋軍大敗, 宋襄公自己也受了傷,國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卻說什麼:“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 二年)。泓水之戰,宋國損失慘重,國勢從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傷而死。

* 兼聽則明的晉文公

早在齊國稱霸中原時,處於南方的楚國就向東擴充勢力。齊桓公死後,齊國內部發生爭權鬥爭,國力稍衰。楚國又向北發展。宋襄公想繼承齊桓公霸業,與楚較量,結果把性命都丟了。齊國稱霸時的盟國魯、宋、鄭、陳、蔡、許、曹、衛等國家,這時都轉而成了楚的盟國。

正當楚國想稱霸中原之時,晉國在晉文公的整頓下,開始強大起來。晉國受封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都城在唐(今山西翼城縣境)。叔虞的兒子燮父時遷都今天太原晉水之旁,改國號曰晉(詳見《國語﹒晉語》、《史記﹒ 晉世家》),就是後來的晉國。它的疆域只要在今天晉南和汾、澮流域一帶,四面都是戎狄小國,雖然地大勢固,但影響了它與中原的交往。西周末年,晉國開始強 盛,晉文侯曾與鄭武公共同輔平王東遷。公元前745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師於曲沃。此後的晉國,實際分裂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間,內亂 一直沒有停息,到公元前679年,旁系武公滅晉而自立,並獲得周王的冊封,終於取代大宗列為正式諸侯,結束了長期的分裂局面而統一起來。

晉武公死,其子佹諸繼位,是為獻公。他由於參與過其父攻滅大宗的鬥爭,頗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採用大夫士的計策離間桓、莊之族,使他們自相殘殺,從此晉國 內部消除了威脅君位的力量,專力向外擴張領土。魯閔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晉獻公起兵滅掉了耿(在今山西河津縣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縣)和魏 (在今山西芮城縣)三國,把耿、魏賜給了趙夙和畢萬,這就伏下了後來三家分晉的根苗。

次年,命太子申生進攻狄人東山皋落氏(今山東曲沃東)。魯僖公二年 (公元前658年)命裡克、荀息率軍進攻虢國。於是,晉國西到黃河與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門峽一帶扼有桃林塞險關,南到晉豫交界地,東達太行山麓,成為了 北方的大國,開始參與中原諸侯的會盟。獻公滅掉群宗後,晉國的力量一時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軍經武,已經積累了向外爭霸的潛能。可惜他晚年沉迷女色,不大 振作,又廢嫡立庶,釀成內亂,相繼在位的是碌碌無為的惠公和懷公。因而,晉國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之中。

魯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幫助下回國即位,是為歷史上有名的晉文公。

晉文公年輕時就好學不倦,十七歲曾結交五個賢士,在國外逃亡十九年,經歷過各種艱難險阻,積累了豐富的治國治民經驗,終於在62歲時返回晉國榮登君主寶座。 回國後,他舉賢任能、修明政務、施惠百姓、獎懲分明、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改革政策,成為世代公認的聖賢君王。這樣就使“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國語﹒晉語四》),晉國大治,打下了開創霸業的基礎。

雖然晉文公也曾犯有兩個嚴重錯誤,但他能知錯必改,有錯必糾。一個是在逃亡途中, 他愛戀在齊國娶的妻子,貪圖安樂,竟忘記重任,放棄理想,不再奮發向前。他的妻子與隨從用計灌醉他,抱他上車,離開齊國。醒後,他知道中計,想殺死隨從 ──自己的舅父。不過,當他認識到隨從用計使他離開齊國是正確的作法時,他終於沒有殺死舅父而與隨從們一起前行了。另一個是他返回晉國後,他獎賞與他同舟 共濟的有功之臣時,忘記了介子推。但晉文公認識到未及時給介子推行賞之錯時,便派人到處尋找介子推。當聽說介子推已進入綿上山時,他便下令把整座山做為 “介推田”封給介子推,改綿上山為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這些做法都爭得了民心,鞏固了他的地位。

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 年),周王室發生了王子帶之亂,周襄王到鄭國汜地(今河南襄城縣境)避難,並派人到秦、晉求援。晉文公君臣認為這是獲得勤王的絕好機會。於是辭掉秦師,出 兵殺王子帶,並護送襄王回國。襄王為了酬謝文公的功勞,賜他陽樊(今河南濟原縣東南)、溫(今河南溫縣)、原(今河南濟原縣北)、□矛(今河南修武縣)四 邑,“晉於是始起南陽(今河南西北位縣、濟原一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晉在中原諸侯中的威望。

晉文公即位時,宋襄公已經死 去兩年,當時不僅魯、鄭、宋等國都屈服於楚,甚至象中衰後的齊國也受到楚國的危脅。晉文公要想稱霸中原,首先必須轉其矛頭指向楚國。魯僖公二十七年(公元 前633年),楚圍宋,宋向晉告急。晉大夫先軫對文公說:“極施(指文公出亡過宋時,曾受宋君的厚贈)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僵也對文公說: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均見《左傳》信公二十七年)文公聽從此言,便把晉國舊有的二軍擴充為三軍,先去討伐楚的 盟國曹、衛,並將侵佔的曹、衛之田送給宋,又叫宋人賂取齊、秦的救援。

楚遣使到晉國,表示願意解除對宋的圍困,但要晉軍同時退出曹、衛。而晉人私下向曹、 衛許諾撤兵,使曹、衛背楚從晉。晉國又拘留楚國的來使,以激怒楚。於是,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晉國聯合了秦、齊、宋,出兵車七百乘,與楚大 戰於城濮(山東范縣臨濮集)。戰爭開始時,楚軍佔優勢,晉軍為了爭取主動,“退三舍”即去九十里處駐紮下來。但楚軍主帥堅持開戰,“楚眾欲止”士氣不甚旺 盛。戰爭中,晉軍下軍副將胥臣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軍陳、蔡兩國攻擊;晉的中軍與上軍則集中力量打擊楚的下軍,因而打敗了楚軍的左右兩翼,取得了勝利。這 次戰爭史稱“城濮之戰”,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戰爭,使楚國在擴張中第一次遭到嚴重打擊,有力的制止了楚的北上。

晉文公打退了狄族,保護了 王室;又打擊了北侵的楚國,再一次緩和了緊張局勢。城濮之戰後,諸侯服晉,晉文公就在踐土(今河南原陽縣西南)同齊、魯、宋、衛等七國之君結盟曰:“皆羿 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均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這次會盟中,周襄王也被召來參加,並冊命 晉文公為“侯伯”。從此,晉國也就正式確立了霸主地位。

原來,晉國地處偏僻,與他國交往甚少,春秋以後才不斷攻伐戎狄和同姓。晉司馬女叔侯 雲:“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國的霸 業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斷摧毀邦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公元前635年,晉文公平定了王子帶之亂後,周襄王賜陽樊、溫、原、櫕茅之田,表現得最為明顯。晉文 公接收陽樊時,《國語﹒周語中》雲:“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韋昭注:“陽人也”)呼曰:‘……今將大泯其宗□,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服也!’”。

“蔑殺其民人”是不承認其人民的“國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毀其國的統治階級,將全部征服民降為“野人”,征服地淪為邑。這種作法,大概是晉國的一貫 作法。因為“陽人(據明道本增)是夏商的後人,不是普通的“裔民”(《國語﹒周語中》)。按照過去的禮法,晉國本該維護他們的存在才對,然而文公還是“出 其民”(《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佔有其地。由此可見,晉文公以後雖仍維持霸主盟會的虛表,然而齊桓公以來的所謂霸主精神已經喪失,更不用說以往的以仁德 服天下的大道了。這種弱肉強食的方式,已為人們公開承認了。

公元前541年,晉楚會盟。魯伐莒,富人告於會,楚欲殺魯使,晉國執政趙鞅說: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更)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捨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 者,誰能辯(治)焉?”(《左傳》昭公元年)。這裡已經看不到齊桓霸政時的精神,而且也不為人們所理會。趙鞅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會盟共存精神的結束,代 之而起的當然是名正言順的殘殺征伐,戰國時代的兼並戰爭即將來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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