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9日报导】(中央社台北19日电)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面却不断传出矿灾、SARS、禽流感、大淹水…等灾变新闻。大陆专家表示，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下，当代中国由于应变机制不够健全，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的社会。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导，根据统计，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进入一千到三千美元区间，是公共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而且不断发生的各种事故也印证这一点。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最新统计，今年1到5月，中国共发生各类事故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件，因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五万两千七百一十九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五千一百六十四起，死亡五千六百九十三人。
报导引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李路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教授吕斌等学者的看法表示，近年来城市化水准大幅提升的中国，由于应变机制与基础设施不足，正进入一个风险、甚至高风险的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具有人为特征，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现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例如去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许多民众不是紧急向外跑，而是站在现场看热闹，等到感觉不舒服时，想跑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建在村庄周边的气井，就没有制订事故时如何因应、如何组织群众撤离的预案。
大陆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些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首先必须建构覆盖面广阔的社会安全网，并加强危机应对的立法 (例如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问题)，以及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主观愿望与客观能力，并且建立各部门联动、资讯与资源共用，重视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