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 :有感于杨小凯教授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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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听闻华裔全球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的离开人世,诚如曲祉宁在电子邮件中所说的:“小凯说大家都是好人,最终大家都会在更美好的天国见面。而他现在也终于可以脱离癌症的煎熬,愉快地在天国遨游。因此,希望大家能祝福他,而不是为他感到悲伤。”

是的,对于小凯的辞世,我是为他脱离人世的苦海而祝福,不过,另一方面也为活着的世人,特别是中国的十三亿生灵感到遗憾。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放权让利、向自由经济倾斜之后,在物质生活上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也同时显现出极大的瓶颈,近年来,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论辩就是对主要症结的讨论,简单的说,也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否尽早建立和落实课题。

在这方面,杨小凯有着深入的观察,特别是他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深切大课题早就关心,并逐渐累积丰硕成果。

由于杨小凯不是以“私利”作为出发点,在经过十年牢狱的体验,并且浸淫西方学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历史经验寻求妥适解决之道。我们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钻研及观察比较之后,杨小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收割时刻,正待扬帆展现他对未来中国体制转变的能耐。

我之所以说杨小凯已到具影响力的时候,可由他“被公认是华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希望的人选”见端倪。获得诺贝尔奖桂冠,不但是学术圈里最高荣誉,是学术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里也最被尊崇,得奖后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各国政要都会将诺贝尔奖得主奉为上宾,并会将他们的建议当作一回事,甚至邀他们参与国家政策的拟订。

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Friedm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顶着诺奖的光环游走各国,特别对极权国家政府的实施自由经济政策有所影响,智利皮诺契特军政府的实施经改就是一显例。

以杨小凯现有的学术成就,早已获得一九七二年诺奖得主艾罗(K.J.Arrow)、一九八六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极力赞扬,被推荐并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应是早晚的事。一旦获奖声名大噪之后,发言份量顿时加了好几倍,北京政权也应会向其请益,杨小凯的建言也就会产生莫大影响力,对于中国的免于走入“后发劣势”泥沼,以及早日迈入自由民主、真正脱离共产体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对杨小凯会有这样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对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学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举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对抗并拆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这本书被认为是自由世界免于共产主义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杨小凯,当会把握机会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国走向真正自由民主大道也应指日可待。

奈何杨小凯英年早逝,我的这个期待也落空了,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一大憾事吗?──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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