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筑就了多少个国家荣耀、民族辉煌，多得不胜枚举；成就了多少亿万富翁、地狱天堂，我们更难记其数。要客观真实的再现二十五年的辉煌历史，于国家媒体，我们看不到真实的写照，除了一片颂扬之声、除了热销中的《江泽民传》，我们看不到再多的“真实”。面对体制性的、铺天盖地的真实谎言，仿佛人间除了幸福、美满与快乐之外，我们竟如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一样，为自己的荒芜、为自己的无知、为自己的卑贱而感到无比的荣光。除了世界大同、除了万众一心、除了物质的极端丰富，仿佛人间不再有疾苦、不再有不幸、不再有悲凉！
然而，突发性灾难事件却又把醉生梦死的人们从不切实际的美梦之中惊醒，以至于人们在震惊、愤怒、无奈与彷徨之中渐渐的变得日益的麻木起来，仿佛这些不幸也是上天的恩赐、成了经济学时代永无止境的颂歌、也成了我们这个“伟大而辉煌时代”的赞礼。人民用生命与苦难向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伟大”元首奉献出自己仅有而唯一的最后忠诚！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一种多么感人至深的英烈情怀！这又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以至于一切的人间悲剧都成了对人类幸福的无私奉献，以至于绝望者的哀号与悲歌都成了太平盛世中的华丽点缀。悲剧是多么的灿烂而炫目、死亡是多么的醉人而悲壮！而奠基于悲剧之上繁荣更显得无比的珍贵、才有了史诗般的价值而值得珍藏。你们不要做作、不要悲歌、不要呐喊，这一切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一切的死亡与苦难、一切的悲剧与不幸、一切地等级与贵贱、一切的痛苦与欢乐，早已命中注定，你们又何苦故作呻吟？拿起你手上的DV,记录这瞬息即逝的辉煌，杨利伟的壮举已成过去，我们再次步入了天堂！
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就是帝王将相穿越时空的灿烂与辉煌，又怎能少了无知贱民的白骨与彷徨。没有卑贱，何以显尊贵；没有血流成河，又何以筑千秋伟业，显万代荣光。为我们的灿烂历史而骄傲！为我们的辉煌时代而高歌！二十一世纪定然成为一个伟大复兴民族的时代，而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历史；这历史上的辉煌一笔，竟是人类的精英—-经济学家酌满臣民的血泪激昂而慷慨、神采而飞扬的一笔。一个多么美妙的划时代杰作，我们定然珍惜而把它珍藏！
经济学家的时代已成过去，我们用生命与血、死亡与彷徨、愤怒与抗争的代价义无反顾的把它雪藏，让它伴着儒家王道与血腥、伴着历史与文明在过往的史诗般长河中癫狂。一个要求正义的时代已经来临、一系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臣民维权运动剑拔弩张。反抗专制与压迫、拒绝苦难与血腥，捍卫人权与法治，追求公正与平等，这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骄傲与辉煌，理想与荣光。我们又怎能为了那虚无而缥缈的辉煌，牺牲我们的亲人、朋友乃至我们的同胞。
二十五年的改革与开放，凝聚了多少人的不幸与苦难，我们不堪回首；二十五年的工业化进程，成就了多少贪官与暴发户，我们更不想再提。在此，我们仅以人类历史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同族相残的空前浩劫—六四大屠杀为开篇，缅怀烈火中永生的烈士；书写那如火如荼在烈火中历练、在苦难中升华的自发公民维权史诗：
八九民运—公民维权运动的悲壮序幕
六四大屠杀悲剧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六四大屠杀悲剧性英烈的亡灵却还在天安门广场游荡。历史的劫难与浩劫至今还未被当局正视，烈士的冤魂至今还未昭雪。
我们每一个普通历史事件观察者及见证者、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对这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法西斯暴行进行谴责、对受害者寄予哀思、对烈士亡灵给与慰籍、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同时，我们更有责任与义务对历史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
一、 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
回顾历史，中国臣民经过五十六年的法西斯专制与政治高压及年复一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到史无前例的灾难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可以说丧失了一切最最基本的个人权利甚至生命自主权利，更不用说每一个人天赋的政治权利。人不被当做人而被当做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毫无意义的一串数字、一件工具、一个螺丝钉来对待、来使用。人性论、人道主义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垃圾文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一种长期被强权政治压抑着的普遍的、基本的、要做人不做奴隶不做法西斯奴役工具的政治诉求从来没有被真正消灭过，它一直深藏于人们的心底。一旦暴君崩天政治气氛有所缓和，这种要求人性尊严、要求平等博爱、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反对阶层歧视的人文主义思想自然从心底的愿望变成知识阶层的呐喊。几乎整个八十年代变成了思想解放的年代、变成了人文关怀的年代、变成知识阶层普遍觉醒的年代。然而，历史的必然性却被悲剧性的偶然事件暂时中止了，胡耀邦过早的意外逝世过早的引发了一场还没有完全的群众基础的自发的悼念活动并很自然的发展成为要求政治改革消除腐败的政治诉求。由于它的匆忙、偶然及自发性，面对强权不可避免的遭遇到悲剧性的后果。
问题出在那里？出在民众的普遍的法治意识还没有形成、出在民众从过去的一切被剥夺到八十年代获的基本生活的暂时性满足上，很多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应该还有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即使参加民运的部分学子，我当时与他们讨论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时，他们有些也不能说出多少所以然来，当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还停留在祈求青天为民做主的理解层面上，于是才有了静坐、绝食、情愿以祈求强权者的救恩。
没有充分的人文思想的酝酿、没有由于统治阶层普遍的腐败及贪赃枉法导致的民众公愤、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捍卫个人利益反对强取豪夺的积极参与、没有人权思想的深入人心。仅靠热心学子的满腔激情孤军奋战，当然难逃劫难。如果历史的偶然事件–胡耀邦逝世没有发生，如果知识精英们把精力耐心的放在广泛的民众启蒙运动上，并耐心的等待历史的机遇，则就不可能出现九十年代的思想大倒退，则今天的中国已然是个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法治国家。看看今天中国的情况，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不相同，虽然表面上看，政治高压好像还控制一切，其实已然人心背向，四面楚歌。当民众普遍认识到唯有建立法治才是自己身家性命财产安全的唯一保障之时，人们还会任人愚弄、任人宰割吗？人们都会从内心呼唤人权法治、抗拒强制。越是疯狂的镇压，越说明当局对未来的无比惧怕，越说明民众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
二、 思想启蒙与人权意识觉醒的关系
两百年前，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就做过这样的评价:东方国家长期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儿童时期”，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人没有自主权利，也无法形成自主意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个人的生与死，完全掌握在国王或称独裁者手中，在国家之中，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它所有的人都以他的意志为意志，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众的生死都以他个人的利益为转移。国民依赖、服从、受制于独裁者，任由独裁者替他们做一切决定。臣民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儿童，终生乞求独裁者的恩赐，感激独裁者的“养育”。而独裁者并不是一个大公无私公正的“父亲”，就他而言，由于没有任何制约，他往往堕落成一个自然人，从而丧失人类的理智而变得狡诈、凶残、自私。结果，国家的昌盛、人们的富址，完全失去保障。
八九民运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东方人不再是儿童、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不再是没有自主意识、独立人格的臣民，它意味着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的觉醒，中国人的“天赋人权观”终于在四十年的文明浩劫之后，再次落地生根，萌芽并茁壮成长为知识阶层的普遍呼唤。反对腐败、追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与法治建设终于成长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这一丰硕的成果来源于八十年代近十年的思想启蒙，也正因为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将作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永远的载入历史史册，同时先烈们的不幸与劫难更赋予这个时代以巨大的悲剧色彩，而强权者的暴行将作为文明人类的耻辱与罪恶而遗臭万年。
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一切的人类道德、伦理与正义，一切的是非明辨与善恶之分、真理的产生都有赖于宪政法治制度下对人的自由、平等、人权的程序性保障，而思想启蒙的使命就是告诉人们在现行法制建设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同样拥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及财产权，他们的人格、尊严与价值同样是天赋的，不是任何强制者可以任意践踏与剥夺的，即使没有现行国家实在法的保护，他们同样受到自然法的保护，自然法告诉人们，我们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我们任何人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与自由权利、伤害他人的
利益。自然法赋予人类理智的判断与选择，并确立了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抗拒强制、勇敢维权的道德力量及正义感。在自然法的保护下，人终于成了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个人目标、捍卫个人权利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丧失了一切尊严与价值、被物化的没有自主选择与思想自由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一个物品、一个任由宰割的低级生物。人终于从制度的束缚、传统的束缚及自然的束缚中一步步挣脱出来而成长为一个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遵从理智原则指引的有限的理智存在、道德存在、自律存在。
八十年代思想启蒙后的“人的发现”预示着一个繁荣昌盛、人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它带来了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发现”、“宗教改革”（党政分开_）、“工业革命”，而国家机器、政治力量从经济领域的逐步淡出标志着人们捍卫个人经济权利的一个时代的开始，人们的经济自由终于得到了部分的兑现，但却没有法律保障。
此时，中国人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法律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他虽然有了生存与发展的更多机会，但是他没有真正法律上的自由权、财产权及参政议政的公民权，这就必将导致他今天所取得的一点任何经济利益明天随时可能剥夺。此时的人被阉割、被裁制成一个经济动物，而不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却没有社会给予的制度性保障，更不被容许成长为政治社会中的一员。
而当时国家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不过是权力经济、裙带经济，它在给于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追求生存发展机会的同时，却埋下了基于权力的非正义、非道德、不公正、强取豪夺的暗藏杀机与恶果。资源的垄断、市场的垄断及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腐败成了一时的众矢之的。权利意识觉醒的中国人再也无法忍受国家公权力对经济领域、私人领域的过渡干涉，从而导致了八九民运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法治的普遍呼声。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导致的特权、腐败、人类不平等激发起新中国首次的大规模全国性维权示威、游行与绝食。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策不过是有限理智人类狂妄自大的制度性探索的一大败笔，强权者根本就没有想到权力与市场一旦结合，必将带来腐败与堕落，而把全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的“伟大”发展之上，则再次把中国变成了强权者的实验室，而广大的民众成了权钱交易的受害者，也就是这个实验，几乎断送了强权者自己的永固江山。
现在我们要问，在引进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我们是否要首先建立起基于市场经济的市场伦理？我们是否为保障每一个人平等的经济权利、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构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框架？我们是否在宪法意义、法律意义之上保障了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财产权及知识产权不受侵犯？我们还是否想到在自己挣取大把大把的银元的同时，利益的天平要向改革的最少受益者–改革的受害者–倾斜？我们又是否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以杜绝特权对经济领域的渗透、防止垄断的出现、维护分配正义？这一切都不存在，都没有，我们有的不过是基于经济学效益原则的强取豪夺、资源再分配：“发展是硬道理！改革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
当然，一个缺乏程序公正与正义的社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市场失范、腐败、堕落，并导致愈演愈烈的民众维权运动。八九民运不过是民权运动的开始，基予利益的愈演愈烈的自发民众维权运动将不可阻挡的迅速发展起来，直到基于保障公民利益、限制权力的宪政法治得以确立实施为止。
三、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人权获得保障的基础：
自由主义认为，如果一个公民要想确保他们的基本权力和自由，他们自身必需具备充分程度的政治美德并自愿的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民主自由的安全无虞要求具备为维护一种立宪政体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的积极参与。人是社会的甚至政治的动物，其本性在存在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的民主社会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参政议政是每一个公民道德责任，是保证每一个公民自身权利的基础。八九民运就是一场自发的人权意识觉醒的公民维权政治运动，它不是一场只关系到某个阶层、某个党派、某个个人利益的颠覆事件，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及基本权利的自发的普遍性意义的诉求。它并不是企图颠覆法西斯专制暴政，而是一场自发的代表民众利益的知识份子维权运动，六四屠杀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倒退。有人说：“八九民运不镇压行吗？”在此，首先我们用当时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赵紫阳认为对于八九民运，共产党中央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建立起理性的对话机制，给与民众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并以八九民运为契机，建立起制度性的民主对话机制，以及时、明确、彻底的解决民间、社会存在的危机与冲突。而如果镇压，则把理性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给彻底堵死了。最终不可避免的导致改革开放的倒退及社会矛盾的激化。
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领导，赵紫阳的伟大在于他能超越于共产党的集团利益、超越于共产党的党性，用人道主义、用我们人类超越于动物的人性战胜了党性、战胜了兽性。他清楚的意识到公民的政治权利即“无权者的权利”是不可以肆意剥夺的，只有切实的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才可能最终保障公民的经济权利，中国人们才可能获得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权，获得做人的资格与尊严。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呼吁和平理性的解决社会问题，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以他个人的伟大人格捍卫人们的基本政治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自由表达诉求的权利。并推行政治改革，希望把经济改革纳入正常的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没有民众自发的示威、自发的游行，这类事件几乎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天发生，然而，他们的国家动荡了吗？他们的人们遭殃了吗？他们的社会混乱了吗?他们的经济崩溃了吗?他们的政治团体因此亡党亡国了吗？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还因此国家更加强盛，政党还更加完善而且有生机，人们的爱国热情、生活热情、创造激情还更加强烈。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虚假的表面文章上。他们通过选举保障政府的多样性、多元性，他们通过游行示威自由表达来影响政府的施政政策，防止了腐败而残暴的独裁政治的出现。捍卫了政治、文化、生活的多元性。从而切实的实现了每一个人的爱国主义理想。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政治自由是必要的，它是人们获得经济自由的基本保障与前提，它保障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机会、财产不受到体制性公权力的侵害。它是我们这个专制的人治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的基础，人只有解脱了人为的外在束缚及精神的内在束缚，获得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之后，才可能成长为一个对社会、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现代公民，我们只有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捍卫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迁徙自由，人们才可能有机会、有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保障个人的利益也不受到伤害，个人的生命与自由不被强制者任意剥夺。
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政党能够超越于国家宪法获得绝对的肆意妄为的权力情况下人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的可言，当一个社会的公民无法获得公平公正的平等的自由之时，公民的利益、公民的权利、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都将丧失基本的法律保障，这时，所谓的国家利益其本质就是法西斯党的利益，所谓的国家主权其实质就是法西斯党无所忌惮不受外来干涉的肆意妄为、鱼肉百姓的奴役特权，在指责他国干涉其国家主权幌子下丧尽天良的干着侵犯人权的勾当。因此，我们反复强调保障公民的人权必须从人人平等的良心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罢工、示威
自由开始，没有了这些基本自由、没有所有公民的平等的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权利、没有多党制衡限制任何政治团体获得绝对权力的制度机制，没有独立新闻媒体揭露社会黑暗弘扬社会正义，没有了独立司法的制度性保障，则中国公民既不可能获得机会均等的经济发展权、也不可能保障个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受侵害，甚至个人的人身自由及安全都随时可能受到威胁、遭遇剥夺。
因此我们说，每一个公民的爱国热情应该表现在勇敢的站出来捍卫个人利益和积极的参政议政上，人们表达个人诉求，既是维护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一种捍卫国家民族利益防止法西斯党监守自盗的爱国行为，因此，每一个公民的自发维权行为其主观是利己，客观上却是推进法治建设、捍卫公民基本人权、促进中国民主化建设的爱国行为的道德实践，他们的不幸遭遇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思想上的认同。本质上说，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时代的先行者、民族的英雄、人类伟大文明的开创者，他们的觉醒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在苦苦挣扎了几千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人的发现”。八九民运不是什么孤立的知识阶层自身利益的表达，而是先知先觉、有了权利意识的知识精英在捍卫、在强调、在追求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平等的做人不做奴隶的权利。它的价值、它的意义正在于此。
2005年11月10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