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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我亲见亲闻的三个邪恶故事

路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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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4日讯】(一)1945,苏联红军的阴谋和暴行

日本这个强悍的大和民族,国土小,资源少,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就觊觎着中国的土地和财富。1931年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霸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大规模开采东北的煤、铁等矿产,掠夺粮食、棉花、大豆等农产品,然后开设工厂,利用中国的劳工生产大量飞机坦克、枪炮子弹等各种军需品和民用产品。有些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有些则偷运回日本(例如,把铁矿石运回本国炼钢,用不完的煤则倾倒在海湾里使海湾变成一座露天煤矿,留作以后用)。他们将这些生产资料和成品,囤积在沈阳铁西区以西的仓库里。当年,铁西以西有十公里路长、由数百座仓库组成的仓库群,储存着难以计数的军用、民用物资,成为日本侵略军最大的供需补给基地。那里重兵把守,岗哨林立,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座仓库,也不知道储存了多少物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仓库群里储藏的巨大财富,理应归还中国,等待国民政府来接收。但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来不及到东北接收。这批不明品种、不知数量的巨额财富,被近在咫尺的“老毛子”用阴谋手段悉数抢劫了。

事情的经过是: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了第一颗原子弹,苏联借势对日宣战。早已集结在中国边境的四十万红军,兵分四路,以闪电般的速度抢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由北朝南向中国挺进。苏联红军只打了四天仗,便将关东军全部缴械,并抢占了哈尔滨、新京(长春)、沈阳、大连等四座大城市和整个东北铁路网。

“老毛子”(因为俄罗斯人胸毛、腿毛又长又浓密,东三省的老百姓都这样称呼他们)发现这样一座庞大的仓库群,喜不自胜,急于想把这些巨额财富运到苏联去。但是,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抢运,担心国际舆论和中国政府追究。于是,老谋深算的“老毛子”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日本投降后,绝大多数日本军人被“老毛子”抓到西北利亚,关押在劳改营,这个仓库群暂时失去了看守者。日本兵投降前,把每座仓库的大门用大型铁锁,结结实实地锁起来。“老毛子”们便用斧头劈开铁锁,将一些民用品仓库的大门打开。他们以为,中国老百姓看到大门洞开,发现仓库里有大量的布匹、衣物、棉被和其它日用品,一定会进去偷抢……哪里知道中国老百姓生性老实,被日本人杀害、欺压怕了,谁也不敢到“皇军的仓库里”偷东西。所以,大门洞开后好几天,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老毛子”们着急了,这样拖下去怎么行呢?他们就是希望中国人去偷抢这批物资啊!看到老百姓不上钩,于是,“老毛子”们便将仓库里的民用品,装满一卡车一卡车,趁夜晚开进中国的村庄,将这些物资“送给”村民。许多村民不敢开门接受,他们便将东西堆在老百姓家门前,并通过翻译喊话:乡亲们,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你们去拿就行了,明天将打开更多的仓库……

通过这样“发动群众”,第二天——实际是哄抢开始的第一天,便有许多胆大的村民跑到打开的仓库去看,果然,仓库里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没人管……几个不怕死的流氓、地痞,平日里偷扒抢劫搞惯了,便趁机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带头冲进去,抱的抱,背的背,抱了背了往家里跑……“老毛子”们站在路边看,都哈哈笑着,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赫拉所(俄语“好”的音译),赫拉所……”

那时候,老百姓头脑简单,哪里知道是“老毛子”的诡计?只要有人带了头,许多人便跟着跑进仓库。眼见胆大的人,平白无故得了那么多财物,于是胆小的人也不甘落后,大家蜂拥而上,开始哄抢仓库里的物资。

“快去‘捡洋捞’啊!”
“快去‘发洋财’呀!”

人们纷纷喊着,叫着,笑着,兴奋地肩挑手提,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跑着,往家里运送“洋捞”……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由近至远,去仓库哄抢物资的人,越来越多。

到哄抢的第二天,大批大批村民,成群结队,跑到仓库去拿东西。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拿白不拿。更有一些村民,套上牲口,赶着大车前去抢运物资……打开大门的几个仓库前,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黑压压的一片。人们兴高采烈,兴奋至极,人山人海,挤挤攮攮,比“赶场”还热闹!

这时,老毛子们眉开眼笑了。这种人山人海的哄抢场面,正是他们非常想见到的。于是,“老毛子”士兵,一队队站在路旁,纷纷拍手欢呼,称赞中国人:
“干得好,赫拉所!”
“多拿点,赫拉所!”

据到过现场村民后来说,一些苏联军人,拿着闪光照相机,笑眯眯地不断拍照;还有人说,看到“老毛子”在拍电影……

这时,不仅附近的村民,就是几十里路以外的各县农民,包括许多城市人,都被“发动”了。大批大批的人马,络绎不绝向仓库群进发……但是由于乱糟糟的,大家拼命往前挤,都被仓库大门卡住了。进了仓库拿了东西的,出不了门;大门外的,无法挤进去,大家都挤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卡在那里,动弹不得……因此,哄抢的“效率”极不高。只有一些力气大的年轻人抢了些许东西,大多数人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哄抢了两天,许多大门洞开的仓库,还只搬动一个角落……这,也许在“老毛子”们的算计之内。

到哄抢的第三天,一大早,数以万计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向仓库群进发。哪里知道,当大批人马蜂拥而至时,从乱糟糟的队伍前头传话过来:“已经戒严了!不准拿东西了。”

“老毛子”们在仓库前划了警戒线。一个牛高马大、满脸横肉的“老毛子”军官,瞪着眼睛,凶相毕露,站在警戒线内,呜哩哇啦直叫唤。通过翻译,前面的人听到:

“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任何人抢东西了!谁敢越过警戒线,格杀勿论!”

跑在前面的人,看见一队队的“老毛子”士兵,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当然停住脚步,不敢越过警戒线。但是,后面的人群,根本没看见,没听见,像潮水般的继续往前涌。于是,前面的人站不住,被推挤着,越过了警戒线……

“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

一霎时,机关枪、转轮枪,响成一片,“老毛子”们对准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了。跑在前面的村民,纷纷中弹倒了下去,血流成河……

“不好了,打死人啦!”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

后面的人,见大势不妙,像倒柴一样,纷纷往后退。喊爹叫娘的,喊救命的,受伤后“哎哟、哎哟”哭叫的,乱成一片……

我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平时总是告诫我们:“不义之财,苟非我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是绝对不允许哥哥和我去仓库拿东西的,我和哥哥也没有这样的念头。不过,当时我是个九岁的孩子,虽然不想往家里拿东西,但是爱看热闹。到哄抢的第三天,邻居一位大哥撺掇我去仓库看热闹,我便瞒着父亲,偷偷跟他上路了。

我们离仓库还很远,便听到“嗒嗒嗒嗒……”的机关枪像“连珠炮”一样响着,足足响了十来分钟,很吓人。机关枪响后不久,便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村民往回跑,人们的脸吓得惨白,纷纷往回逃命。一些人边跑边喊:“不得了,杀人了,杀人了!”一位村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告诉我们:“‘老毛子’……开枪,打死了……几百人!”

接着,我们便看见扶着的、抬着的、用大车拉着的受伤的村民,回村里去。有的人打断了腿,有的人打伤了胳膊,鲜血纷纷往下流。还有打中了胸、腹部的人,被乡亲们抬着,闭着眼睛像死去一样,衣服和盖着的被单被鲜血染得通红……

打死一些中国人,把其余的吓回去后,“老毛子”们便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项是:把所有的仓库门砸开,用部队的卡车,一卡车一卡车地抢运物资。往北开的,送上火车,一火车一火车往苏联境内拉;往南的,运到海港,装上大型海轮,一海轮一海轮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贵重物资,便装上飞机……他们使用“海陆空”,不分昼夜,开足马力,疯狂地抢运物资,整整抢运了两个多月,把仓库里储存的物资抢得精光。

第二项是:把拍到中国村民哄抢物资的照片,送给正在搬迁回南京的中国政府,用这些照片作为“铁证”:日本人的剩余物资都被你们中国农民抢光了,我们苏联军人无法制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照片寄给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莫斯科的《真理报》和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中国村民哄抢日军剩余物资的“图文并茂”的新闻……

在做这两项工作的同时,“老毛子”们将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里的所有机器设备,只要能够拆卸的,通通拆下来,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落,抢运回苏联。只剩下一些笨重的、无法拆卸的高炉、炼钢炉……这就是鞍山钢铁公司的前身。

自1931年始,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14年多,成建制的千百座工厂、成套成套的工业设备,都被“老毛子”抢劫一空……

抢了这么多财富,“老毛子”们还不满足,他们的目光又盯住富裕的农民。开着卡车,端着当年先进的转盘枪,到村民家门前,一脚把大门踹开,见马牵马,见牛牵牛,赶猪赶羊,捉鸡捉鸭……

当年我家有一匹马,我父亲听见“老毛子”来了,动作迅速,赶紧把马从前院马厩牵到后院(东北农家马厩都在前院)藏起来,就没有被抢走。一头来不及掩藏的肥猪,被“老毛子”抢去了。比我家富裕的邻居,抢走了三匹马……

抢了那么多用的、吃的,“老毛子”们还要发泄他们的兽欲,见了年轻的女人就强奸。光是我们村,被“老毛子”强奸的妇女,就达一百多人……

当年,国民政府派傅作义部去接收东北,傅不去,他要接收北平、天津;派阎锡山,阎不去,他要接收山西;派白崇僖……都不去。只好派在国内没有地盘、远在缅甸的“远征军”52军,去接收东北。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待几千里路远的52军达到东北时,已是1946年2月了。

从1945年8月到翌年2月,苏联红军占领东北6个多月,名义上是“代中国政府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以上就是少年的我,亲见亲闻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老大哥”,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东北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二)1946,八路军的骗术与毒招

我家住在沈阳北大营西南的耶什牛录村。“北大营”是大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屯兵的营盘,“九 一八事变”日本人首先攻打的就是这个地方。因此,北大营非常著名。

“耶什牛录”是满语的译音,什么意思我不懂。依稀记得长辈们说过,“牛录”是老祖宗努尔哈赤的牧场和训练骑兵的场地,在辽宁省一共有72处。

我们村是一片一坦平洋的肥沃的黑土地。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通过辛苦劳作,勤俭持家,到我读小学时,家里已有50亩土地了。

父亲一个人种这么多地,忙不过来,便雇了一个长工,我们叫他孙叔叔。孙叔叔是个作田能手,非常勤快,待人也很诚恳,我父亲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每年除了一份丰厚的工资,还送他许多粮食、鱼肉、衣物。两家住得很近,孙叔叔家里缺什么,到我家来拿就是,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

我7岁那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叫我到菜园子里拔草。拔完草,我便爬到一颗树上乘凉。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孙叔叔的两个孩子——五岁的女孩和三岁的男孩,掉到池塘里去了。我吓得大叫:“爹爹,孙叔叔的孩子掉到池塘里去了!”父亲听到喊声,赶忙跑过去,跳进池塘里,把两个孩子捞上来……

这是神的安排,当时孙叔叔和婶婶都不在附近,如果我没看见,父亲不去救,两个孩子肯定会淹死的。

我在耶什牛录村的初级小学读书,1946年读四年级,是这个小学年龄最大的班。记得是刚过年不久,寒假后开学的第三天,学校里来了一位高岗部队的宣传员。高岗当时很著名,是八路军的首领,号称共产党的“东北王”。这位宣传员到课堂里来,声音亲切地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央军就会到来。我们请你们去欢迎中央军,好不好?”

同学们都齐声响亮地回答:“好!”

宣传员听了我们的回答,眉开眼笑,接着说:
“今天星期六,下周星期一,我们请你们免费乘火车,到XX(地名忘记了)地方去。我们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请你们吃。到了那里,吃过午饭,我们会发给每位小朋友两面小旗子。你们排着队,站在铁路旁。火车开过来,中央军下车时,你们就挥舞小旗子,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不好?”

同学们都大声回答:“好!”

“你们要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来啊!”宣传员不忘交代。

“好!”同学们又是齐声回答。

宣传员说完后,跟“级任老师(即班主任)”交代几句,挥挥手就走了。

下课后,同学们都很兴奋。许多同学都没有乘过火车,这回可以实现愿望了。有些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共产党、八路军真好,给我们免费乘火车,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

放学后,我回到家里,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一看,父亲锁着眉头,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发呆。我吓了一跳,不知什么事,也不知谁惹他生气了。

父亲见我回家,便严肃地叫我:“志高,过来。”

我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心想,我并没有犯什么事呀!

“从现在起,你就呆在家里,不准出二门。如果听到有客人来,马上睡到床上,把被子蒙着,装病。”

我心里想,真是奇怪,怎么没病叫我装病呢?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答应。

我放下书包,走到厨房里,母亲悄悄对我说:“刚才孙叔叔来过,与你爹唠了半天,大约是为你的事。你一定要听话,这不是好玩的。”

看到父母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我知道发生了“很重要”的大事。我向来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父母都很疼爱我。从家里紧张的气氛来看,我更应该听话。于是,我就呆在房间里,连前院都不去。

吃晚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我刚才去丁医师那里拣了两副中药,开了病假证明,明天再送到级任老师那里去。”

母亲问:“你拣的中药呢?”

“扔到粪坑里去了,又不是真病。”父亲回答。

就这样,我二门不出,在家里呆了三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小伙伴玩,真闷。我好羡慕我的同学,他们乘火车、又有好吃的,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真好玩……

到第三天(星期二)晚上,吃过晚饭,父母关上房门,才轻言细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原来,孙叔叔是共产党员。他们游击队和八路军在一起开会,决定利用小学生组成欢迎队伍,去XX地方欢迎从葫芦岛乘火车过来的国军(52军从缅甸乘海轮到福州,再从福州乘海轮到葫芦岛,登陆后各师、团乘火车去各自的目的地),八路军就埋伏在铁路旁的山坡上,趁国军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叔叔听到“首长”这样说,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么多孩子,你们事前不交代,枪炮子弹打过来,孩子们怎么办?但孙叔叔不敢吱声,因为这是“首长”的“妙计”和“决定”,谁反对,谁遭殃!

开完会回家,孙叔叔急得一宿没睡着。刚闭上眼睛,路志高父子俩就站在眼前。三年前,不是这两个救命恩人,我家两个孩子早已淹死了……但是,一旦泄密,自己要掉脑袋啊……孙叔叔翻来覆去想了整整一宿,最后,“人性”战胜了“党性”,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我父亲,并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装病!

父亲脸色凝重地说:“星期一晚上,你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一个都没有回来。今天星期二,孙叔叔告诉我,已经传来消息,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全部被打死了。”

我听了,想到我活蹦乱跳的小伙伴、好朋友,急忙问父亲:
“铁蛋呢,锁柱呢,嘎子呢?”

父亲含着眼泪,叹口气,摇摇头说:“唉!一个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母亲给我捆好一包衣物,父亲骑着单车,趁着朦胧的月色映照着残雪,载着我到十里路之外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把我送到三百里路以外的亲戚家。就是那个清冷的夜晚,十岁的我,永别了故乡,那一片肥沃的、醉人的黑土地。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传来的消息说:小学生列队站在铁路旁,每人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看见国军的列车开过来,他们便载歌载舞,摇旗呐喊,欢迎国军。看到天真烂漫、“祖国的花朵”热烈欢迎,国军非常感动,便放松了警惕,下车来与小朋友握手……这时,埋伏在铁路旁山坡上的八路军便开枪射击,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纷纷从天而降……国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马上卧倒,利用车厢作掩护,进行还击……小朋友们和老师毫无思想准备,第一阵枪林弹雨横扫过来时,已打死了许多;没有打死的,也不知卧倒,乱哄哄地到处跑,结果,全部被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打死了……

八路军是“打了胜仗”。这次战役的指挥员,向上级报捷请功时,他们会写上“歼灭国军多少多少”;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报告,“同时歼灭了多少小学师生”。

后来,许多村庄死了孩子的家长会面,互相谈论,才发现这次“选拔”去欢迎国军的,全是各个“牛路”的小学生,因为,“牛路”村住的全是满族人,比较分散,联系较少。八路军“首长”设计时,已周密地算计这批小学生有去无回,如果其中有汉人,家长就会告诉外地的亲朋戚友。汉人有在南京做官的,有在海外的……这个惨无人道的消息传开,就会“败坏”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满族人到底封闭一些,很少有外地的亲朋戚友,走漏消息的机会少得多……从这一设计要素来看,“利用可爱的小天使引诱敌军”这个卑鄙、残忍的阴谋和骗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同学们全打死了,我在家乡无法安身。因为,村民们发现我之后,会惊奇地问:“怎么路志高没有去?他怎么活下来了?”……疑问很快会集中在孙叔叔身上。共产党规定,“泄密”就是“叛徒”,那么,孙叔叔一家和我家,都会遭到灭门之祸。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保守机密,是不会放过我们两家的……

于是,父亲便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把我带出村庄,送到远方的亲戚家。从此,“路志高这个孩子,和他那班40个同学一样,在耶什牛录村永远销声匿迹了”。十岁的我,就这样凄凄惨惨被迫离乡背井,开始浪迹天涯。

(三)1948,迫害宗教的斗争大会

由于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是天主教徒,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宗教家庭熏陶,因此,我也虔诚地信奉天主教。

那时候,听大人们说,辽宁省有三个传教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创立的“沈阳教区”、加拿大魁北克外方教会创立的“四平教区”和美国美利诺外方教会创立的“抚顺教区”。每一个教区还担负另外几个城市的教务。由于美国教会从美国募集的慈善资金最多,因此,抚顺教区办得最好,教务发达,信徒众多,并创建了许多慈善事业。例如,他们设置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孤儿院和育婴堂……

我寄住在属于抚顺教区的一个城市的亲戚家,这位亲戚也是天主教徒,因此,我就在一座美国天主教教会办的小学里读书。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把美国主教、神父、修士和修女,都抓进了监狱,当作战俘和人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才重获自由。当时,苏联和美国是“同盟国”的“战友”,因此,苏军进入东北后,对美国人和美国传教士都很友好。但是,人们发现,中共和八路军对美国人不甚友好。特别是1947年内战开始后,中共对美国教会人士越来越仇视,总是把他们看作美国派到中国来的间谍。

宗教迫害是随着觊觎教会的资产开始的。中共地方政府开始还比较客气,跟教会“借”教堂开大会,“借”房子办公。实际上,一些进出教堂的共党干部,担负着监视传教士活动的任务。他们“借”教会的房子,“借着”“借着”,时间长了,便赖着不走,视自己为房产当然的主人。教会都是一些心慈口善的人,奈何他们不得。更有甚者,他们还派一些人,假意信教,受洗后专门探听教会内部消息,搜集教会的“罪证”,随时准备“反戈一击”。

在东三省,共产党迫害宗教是从1947年开始的,1948年达到高潮。由于我家全是天主教徒,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从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当了神父的哥哥,因为参加了“圣母军”(天主教内部一种自愿参加的圣母玛利亚祈祷会),被判五年徒刑。他的同学更惨,因为是“圣母军”的负责人,直到1978年还关押在牢里,一直关了三十多年。人们追问,为什么要判他们这样重的刑呢?因为他们沾了一个“军”字——你们不为“美帝”当间谍和走狗,不准备推翻共产党政权,组织“军”干什么?

终于,他们想当然地“发现”了美国教会的一个秘密“罪证”,那就是由“假教友”告发:神父、修士和修女们在育婴堂杀婴,喝婴儿的血,甚至把婴儿一个一个吃掉(1900年义和团时代的“教案”,就是从污蔑“教会杀婴,用婴儿的血肉制药”开始的)……这还了得:你们这些美国间谍,打着传教和慈善的招牌到中国来,原来干着这样令人发指、罪恶滔天的勾当!于是,在教堂外的操坪中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会。我们教会的小学生,都排着队站在操坪里接受教育。

在那次斗争会上,我看到美国神父和美国传教士、修女,都被勒令站在斗争台的一旁,人人必须低头认罪。中国的修士和修女,则被勒令脱下会衣,一个个低着头,跪在斗争台上,每一个人都被迫戴上一顶写了“美帝走狗”字样的帽子。

“假教友”则跑上台,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告“美国神父和传教士们,杀死婴儿”,“育婴堂减少了多少婴儿”,“孤儿院减少了多少孩子”,“数据准确”,“罪证确凿”……“假教友”还跑上前去抽打中国修女的耳光,逼迫她们承认,看见美国人杀婴……中国修女们不肯承认,耳光和拳头便雨点般地落在她们身上……

我看见,他们斗争一个留着长胡须的老年中国神父。老神父除了胡须像外国人,他的黄色皮肤和蹋鼻子,一点也不像美国人(实际上,共产党对洋人是不敢动手动脚进行体罚的)。斗争者逼迫老神父作证,亲眼看见美国传教士杀婴。老神父当然不会撒谎,他闭着嘴一言不发。一位残酷的斗争者便跑上台去,大叫道:

“你这老家伙不开口,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的口撕开!”

说着,他叫来两个打手,一边站一个,紧紧挽住老神父的胳膊,把老神父夹在中间,并用另一只手卡住老神父的头,使他不能动弹。然后,这人从衣袋里拿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老虎钳(即“剪丝钳”),将老神父的胡须钳着,一撮一撮,连皮带肉,一起往下拉扯……
只三、五下,鲜红鲜红的血,就流淌了老神父的满腮满面,并顺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往下流……小学生们都害怕看见,有的女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给我的感觉就像“文明人碰上了野蛮人”……

这位老神父站在斗争台上,任那人用钳子拉扯胡须,仍然一声不吭。他没有哭,也没有叫喊,目光坚毅地挺立着……我想,他已经把痛苦增添在十字架上,把肉体的痛苦献给了神。

对教会的迫害,与共产党对其他国民党人士的迫害,是相互关联的。

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后,派出了由许多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团,考察日本人掠夺、苏联人抢劫后的东北资源和工、农业现状,规划今后的建设蓝图。其中,有一个地质考察团,由留学美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张莘夫博士带队。他们考察的是辽宁省的煤矿、铁矿和其它矿产,因此,需要经常出没崇山峻岭。但是,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餐风露宿时,遇到了横蛮不讲理的八路军,污蔑他们是“美蒋特务,为国民党部队考察地形地势,准备绘制军事地图,消灭共产党……”“秀才碰了兵,有理讲不清”,张莘夫和考察队员全被八路军杀害了。

当年的八路军,多数是不识字的文盲;就是当官的,也没有多少文化。因此,他们把张莘夫的“莘shen”字,念成“心xin”。他们惨无人道地杀害张莘夫博士之后,把他的心脏挖出来,用盘子盛着,用一张纸条写了“心夫的心”盖在上面,派人送给张莘夫的妻子……看到血淋淋的丈夫的心脏,张莘夫的妻子当场晕倒了。后来,这位年轻美貌的女人,也被八路军抓去,不知下落。

就这样,张莘夫和一些考察团员、许多国民党人士的孩子,都成了孤儿。教会每次打听到这种情况后,都急忙派人将这些遗孤找来,收养在育婴堂和孤儿院。这些国民党高级人士中,有许多人在美国有亲戚。例如,考察团一位学者的父母在美国,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媳妇遇害后,便千方百计,通过教会,将孙儿孙女接到美国去抚养。其中也包括一些教会的有识之士,知道共产党的迫害会接连不断,为了让孩子们脱离虎口,把一些孩子送给美国人收养,让他们健康成长,今后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教会的婴儿和儿童的数量,便减少了许多。

“假教友”听说育婴堂和孤儿院的孩子数量减少了,认为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便积极“举报”教会的“杀婴罪行”。于是,就开了上述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之后,共产党把教会的人,抓的抓,关的关,判刑的判刑。教会中的洋人,则通通驱逐出境。于是,热火朝天的教会便人去楼空,变得冷冷清清了。那些房产和教会的其它资产,统统改名换姓,变成了共产党的财产。

(四)结尾的话

我是含着眼泪写上述回忆录的。特别是写第二节时,我们全班40个花季少年,加上级任老师,41条鲜活的生命,就那样被摧残了。他们活泼可爱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闪现,跳动。到明年2月,就是他们陨落的60周年祭。

多年来,我总是思考,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学生活着回来呢?虽然去担任欢迎任务的小学生总数不详,但“为了营造热烈气氛”,估计最低不会少于一千人,多则可达到两千人。那么多孩子,未必子弹都长了眼睛,把他们全打死了?没有一个受轻伤的?没有一个受伤后救活了的?……

由于魂牵梦绕,由于看透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终于破解了他们“一个也没能回来”的“军事秘密”。当年,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全部被打死了”是骗人的。——孙叔叔被骗了,我父亲被骗了,耶什牛录村的村民们被骗了,其他所有牛路村的村民们也被骗了,整个满族人都被骗了!

为什么?

请问:为古代帝王修建陵墓的工匠,有一个活着回来的吗?——陵墓建成之日,就是他们集体殉葬之时。

被日本关东军强行征去修筑大兴安岭地下工事的中国村民,有一个活着回家的吗?我们耶什牛录村去了二十多个民工,一个也没有回来。——如果回来一个活的,那“地下工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那么,去执行这次骗局的小学师生,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之中的某一个活蹦乱跳地回家呢?——当这条“锦囊妙计”出笼时,就规定了他们必须全部死亡。

于是,我无法回避,不得不想到了一个令人发指、浑身颤栗的可怕场景:
52军对当地情况根本不了解,因此,他们边打边退,一定很快撤走了。那么,打扫战场的是谁呢?肯定是八路军。当八路军打扫战场时,有那么几个、十几个或几十个受了伤的孩子,躺在血泊中呻吟,用满怀希望的哀怜目光,用稚嫩、颤抖的童声呼喊“叔叔救命”、“叔叔救救我”时,八路军是怎样狠心地给他们每人补上一枪,结束他们性命的?

罪过啊罪过!天理难容!指责共产党是一群恶魔,加入共产党后“党性”会把人变成恶魔,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后,为避战乱,学校迁往北平,我跟随到北平读书;“平津战役”开始后,部分学生撤退到青岛,我跟着去了;然后乘船去上海,最后,教会又用海轮将我们送到台湾。

衷心感谢神的安排!在纷乱的战火中,我总是逢凶化吉,活了下来。

我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今后才有能力报效祖国,于是,我就发奋读书。在台湾最好的中学完成学业后,有幸去欧洲的大学深造,1966年,意大利BOLOGNA大学授予我农业博士学位。

学成之后,我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去定居。虽然忘不了我的祖国,我的故乡,那片广袤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黑土地,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国家搞得污七八糟。少年时期就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我,深深知道,像我这样热爱真理、坚持正义、性格直率的人,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我选择到“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加拿大定居。

加拿大政府非常器重我,先安排在农业部门任职,继而聘为农专和大学的客座教授,后又聘为CIDA(加拿大政府援助非洲组织的英文简称)的农业专家和顾问,在非洲工作8年之后又转为“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专员,一共在非洲服务20年。为非洲各国提高农作物产量、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先进农作方法的推广和农业发展,贡献了一己绵薄之力。

当年学成后,如果我像许多美国博士那样,放弃国外一切优越条件,硬是一头栽回中国的话,我想,结果一定是共产党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增添了一位合格的“运动员”:“美国间谍”、“台湾特务”、“反革命份子”……哪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都是非常适合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陷入那个“阶级斗争”、相互倾轧、没完没了的漩涡和泥淖。

2005年2月22日于 加拿大 蒙特利尔(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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