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这是鲁迅慰问友人许寿裳悼亡的信中的警句。没有母亲的孩子是不幸的，父母双亡则更加不幸。朋友之中，吴兴华(生前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西语系副主任)和吴允曾(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教授)都是早失怙恃的孤儿，两人在学术上各有成就﹔区别在于前者兄弟姐妹众多，手足之情最笃，后者独身一人，了无牵挂，真如闲云野鹤，随遇而安。我觉得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奋斗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值得我思索。尤其是吴兴华，他死得太早(还未满四十五岁)，太突然，凡是知道吴兴华的人，无不为之惋惜。说起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1966年仲夏，瘦削如修竹的吴兴华，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的狂飙中，昂首而去，抛下了贴满封条的四壁图书，抛下了两个女儿，一个是小学生，一个还在幼儿园啼哭。
谁能为吴兴华写小传呢？最好是由从崇德中学起就同窗，1939年又同寝室的孙以亮(孙道临)，或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后来又同事的宋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红学家) 来写。我认识吴兴华较晚，是在1941年秋天。起先是从读他在张芝联主编的《西洋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译诗开始的。十九岁的吴兴华，译笔流畅高雅，节奏自然，巧妙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与韵味。他的才华在同辈中是罕见的，早在1937年夏天，他已在上海《新诗月刊》上发表了长诗《森林的沉默》。当时，他还未满十六岁，刚从中学毕业。
这个身材又高又细的少年诗人，初如燕园，便崭露头角，显示出非凡的学习外语的才能。他原有的扎实基础是英语，第二外语学法文，以惊人的进度达到了熟练的水平，接着又学德文，意大利文，在班上的成绩都是最优等。他还以余暇学会拉丁文，能阅读诗集。同学之间，在才力和思想上的交锋是非常敏感的。宋淇有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自己和兴华一起攻读，真像 “虬髯客”遇到 “真命天子” 李世民一样，自叹不是他的对手。宋淇的话很幽默，但并不夸张。兴华读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过目不忘，而且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十本，出纳员不准，按照规定，只限借三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脑中，从容把书交还出纳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兴华有一双音乐家的耳朵，辨别声调，节拍之细致处，不亚于“顾曲周郎”。宋淇记得, 有一天一位美国教授在黑板上抄录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兴华当场指出某一行一个词的ed, 应作’d, 因为ed有轻音，这样就使得那一行诗由十个音变为十一音，是错误的。这位教授大为惊讶，不相信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小青年如此细心。查对原书，果然证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此以后，他对这个说话还带着尖锐的童音的高才生，便另眼相看。
兴华上大学时，家境贫困。他原籍杭州，父亲生前曾在塘沽、天津一带行医，后来又在北京开私人诊所。父亲骤然去世，家道中落，对这一大群犹在稚龄的子女是个沉重的打击。兴华外貌文弱，性格坚毅，不向贫困低头，顽强地继续攻读，从不在人前露出经济拮据的窘态。相反地，他眉宇开朗，态度乐观，最爱讲笑话，尤其是打桥牌的时候，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他最欣赏舒位和王昙，或许是同情他们穷愁潦倒的身世。兴华的牌艺极其高明，无论和谁搭档，都能百战不殆。
道临在一次来信中提到他和兴华同屋时，“只见他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且记忆力奇佳，真有过目成诵之概。”道临说得好，“兴华译笔之所以如此凝炼自如，传神畅达，和他在我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是分不开的。”那一年他们住在如今称为“健斋”的“六楼”。走过他们窗外的人们经常听见窗内笑语声喧，原来是兴华又在跟人打赌。他的书桌上摆了许多诗集、诗选如《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之类，谁如果随手翻到某页，读出一句诗，而兴华说不出上、下句、诗题和作者就罚款两角﹔否则对方出钱买大花生请客。你若不信，推开房门，到处是扫不完的花生壳。
当然，少年气盛免不了有点自炫心理﹔不过，兴华读书的钻劲谁也比不上的。宋淇确知当时燕大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各种诗集、诗选、诗话，兴华几乎全部过目。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曾从张孟劬老先生读《公羊传》、《谷梁传》，又从邓之诚教授治史。自古以来，“敏而好学”，难能可贵。兴华就是一个勤奋好学的聪明人，而且能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表现在创作方面，则是信手拈来，便成佳句﹔表现在翻译方面，更是挥洒自如，以最贴切的词语表达原作的精微之处，不回避任何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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