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1日讯】胡平在他的《论言论自由》还说到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揭示出今天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根源。他说，党员是没有权利批评党章的基本原则的，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同意你就退党嘛。你加入这个党你就要同意这个党的原则，不能说我又要加入进来我又不同意，那你就离开嘛。你不离开人家开除你也是正当的。这不能说是违反言论自由。那么第一，党员对党章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批评的。你不想和这个党走在一起你就退党。所以凡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原则的人就应该马上退党。退了党就有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去批评他了。比如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批评共产党的权利。但共产党员就没有。但是他说第二，我们公民有没有权利去批评宪法呢？有，为什么？因为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批评宪法，你就该给中国人退出这个国家的权利啊。如果这个国家、如果共产党的统治是我们可以自由退出的，我们就不批评这个宪法了。我们用脚投票就行了。就像共产党员不能批评党章一样。你要批评你就走人。所以胡平说如果中国人有退出共产党统治的权利，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批评宪法。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有权利批评宪法。就有权利批评他认为应该批评的，他认为可以批评的一切的观念。所以政府不允许人民批评宪法，不允许我们批评共产党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就是把宪法当作了党章，把国家当作了共党，把人民当作了党徒。这个党国合一的体制就是政府和国家压制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很对的，你把党当成了国家，把宪法当成了党章。你不让人批评，你又不能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允许我们退出。既然不能退出，你就必须接受老百姓的批评。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逻辑。你不能错把中国当共党，错把杭州当汴州。这是胡平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我对今天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些想法。
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像郑南榕那样的理想，我甚至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勇气去提。我们可能脆弱得太久了。但是我想能否指出一个底线，就是让我们敢于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什么叫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呢？我试着列出几个百分之五十的标准，供大家商榷和思考。
第一是不允许我们说真话，至少要允许我们不说假话，这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不要强迫老百姓说假话。做得到吗？前几年有些知识分子好像是钱理群跟其它人讨论做人的底线，说在中国社会做人的底线。然后我看他们越讨论底线越低，最后连不说假话这个底线都突破了。说有时候伤害人的假话不能说，但是不伤害人的假话也可以说。比如说共产党的三个代表，好像也没有直接伤害到某个人嘛，那就可以说。我觉得这样是只有屁股没有底线了。我的底线是百分之五十，说真话不行，但至少必须拒绝谎言。不要强迫我们说“六四”是一场动乱；不要强迫我们说法轮功是邪教；不要强迫我们说共产党是三个代表，好不好？这是百分之五十言论自由的第一条。
第二，不能阻止事后的惩罚，至少要拒绝事先的禁止。不应在我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掐我的脖子嘛。说出来之后抓我，我们先放在一边不管，我们先要百分之五十，话没有说出来之前你不能预先的禁止和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第三，你共产党的报纸可以不说真话，但要允许民间的报纸说真话。共产党不说真话我们不管了，他从来就不说真话，不说算球了。但是你不要强迫老百姓不说真话。统治者不说真话我们可以忍，我们甚至没有那个勇气去要求他。但是被统治者有权利说真话，有言论的自由，这个我们必须要捍卫。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接下来也是一样的道理，电视不说真话，要允许报纸说嘛，平面媒体不说真话，你至少要允许网络说真话。甚至国内的媒体不说真话，至少要允许香港的媒体说真话嘛。允许海外的中文媒体说真话嘛。不要拿钱去收买它们，手伸得太宽了。现在对网络的控制，给我们一个虚拟的言论空间都不留下，人民退无可退，这个过分了。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
第四，男人说假话不要紧，不要让女人说假话，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要把女性也拉到说假话的境地中来。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在家里做丈夫的，至少要保证我们的妻子不用说假话嘛，这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我们说假话没有关系，但要有勇气为了我们的妻子去捍卫言论自由。不然就猪狗不如了。大人说假话也没有关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说假话。所以我最痛恨的是什么呢？我经常最痛恨的不是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仍然充满谎言，我最痛恨的是在今天的学生，在今天的未成年人那里，继续用谎言去戗害他们。大家还记得赵紫阳“六四”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我们成年人说假话脸皮也厚了，我们至少要捍卫我们的子女不说假话吧。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弃了。至少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真实当中吧。这个勇气都没有，活着也是猪狗不如啊。
第五个，就是共产党你要去评判什么是正确的言论，什么是错误的言论，我们先不说，我们没有勇气剥夺你这个判断的权利。但是说错误言论的自由我们争取不到，说正确言论的自由你总应当给我们吧。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
第六，价值判断你不允许我们做，那么至少要允许人民做事实判断。所谓摆事实讲道理，道理不准我们讲，算了，事实总要允许我们说嘛。我不说共产党是邪恶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我说共产党是愚蠢的总可以吧。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鼓掌）
第七，比照郑南榕所讲的“行动的思想者”，这个我们还争取不来，我们反过来做一个“思想的行动者”，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
第八，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政治的言论自由你不给我们，学术的自由你至少应该给我们。袁伟时那篇文章是不折不扣的讨论学术问题，尚且要被一个文革式的阅评小组，被一个文革式的新闻管制部门所扼杀。连百分之五十都没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第九，在历史跟现实之间，现实你不准我们讲，历史你总要让我们谈吧，现实的真相不准我们谈，历史的真相总要让我们说吧。这也是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你共产党有指鹿为马的权利，老百姓至少还有指桑骂槐的自由吧。（鼓掌）
这就是我提出的一系列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理想。我不敢像郑南榕那样提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说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我们该不该去争取？这个社会应不应该给我们？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鼓掌）
冉云飞：
我每次听王怡的讲座都是很有心得的。说句老实话，他的言论总能够给我带来新东西，我想各位也感同身受。我首先说一点，他说的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我听到刚才郑南榕先生的事件，说句老实话，我的眼泪都差点儿流出来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是为了将来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努力，而不是说是暴力式的，不是说一步到位式的。我们并非说一辈子很安于百分之五十的自由，我相信他绝对是这样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在这个国家要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都可以说相当艰难，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诸位今天能够在这里听讲座，包括我们的读书会能够坚持两年多，我认为这就像每天拱一步卒子，就像一个人你每天记日记，你就会在将来看到你的进步。比如我就一直在记日记，我就每天写博客，传播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到党和国的问题，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我愿意贡献一个比喻出来，我认为国家是一个铁打的营盘，党啊政府啊是流水的兵。而共产党却想用流水的兵去替代铁打的营盘，就像用宋朝去替代整个中国，用唐朝去替代整个中国一样可笑。党只是一个朝代，同样你说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都不是美国，它只是一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不对？它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对不对？同样的，共产党它想千秋万代，就像秦始皇想万万岁，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可笑的。（鼓掌）它只是一个流水的兵，它决不是铁打的营盘，而它把党和国这样的顺序颠倒过来，就是把流水的兵想搞成铁打的营盘，用王怡刚才的话说是非常愚蠢，不说它邪恶，确是很愚蠢。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说在这样的专制国家，不仅是我们这些想讲真话的个体有一种“迫害妄想症”，放大自己被迫害的可能，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方面都是受伤害的人。王怡刚才说他也有，我们一样说自己也有。在我们很多朋友当中，一些很不错的朋友，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受到了干扰和伤害，包括焦虑和沟通都存在很多问题，我想这也是“迫害妄想症”带来的直接恶果。同样他刚才讲到政府也有“受迫害妄想症”，这也确实是事实。我觉得他说得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帮助政府意识到他们的“受迫害妄想症”，舒缓他们的“受迫害妄想症”。意思就是说，对了，用马英九先生道歉的作法，这是一种和解，舒缓双方的“妄想迫害症”。我曾经在纪念胡耀邦先生的讲座上说过，你对“六四”你早平反比晚平反好，你用人性的解决，用人道解决这个问题，比用武力要好。一个社会要和解，你就要解掉别人心头的结。比如说四九年以后的三反、五反、胡风运动、胡适批判运动、五七反右、大炼钢铁、五九到六一大饥饿、四清运动、文革等一大堆，包括八九，我可以这样说，共产党几乎与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都结下了冤仇。我们人人都可以数出一部血泪账。那么如何来和解这个社会，确实是一个相当的难题。所以像他刚才所说，舒缓我们和他们双方的“妄想迫害症”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和解，并非说是向他们妥协。同样就像他说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这只是第一步，这并非我们永久只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那么我们为了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我们首先要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让我们再次感谢王怡先生的精彩演讲。（鼓掌）
（上访者）陆大春：
通过冰点事件，充分证明了两点，一是我们的政权当局谎言百遍成真理，早已成惯例。老百姓要说实话是不起作用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靠行政权力和首长意志，监督舆论已经成为虚设，根本不存在舆论监督。我期望我们的权力当局能够变权力监督舆论，为舆论监督权力。尽快颁布新闻法，严肃新闻工作者的权、责、利。就是说写文章必须要做到及时、客观、准确。同时更要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人身权益。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有新闻工作者受到伤害的事发生，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希望能引起当局的重视。很多问题官方之所以不准报道，说白了是他们的工作不愿意置于阳光之下。他们现在想实行的仍然是体制内的监督，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接受体制外的监督和老百姓的意见，下情不能上达。目前全国各地上访事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丝阳光的暗箱操作。我就简单地说这些。（鼓掌）
韩杲明：
听了王怡刚才讲的，深受感动。因为很多资料和事实因为过去孤陋寡闻都是不太知道的。另外就是冉云飞先生刚才对国家和党的关系打的比喻。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考虑过，我这里也把我的思考贡献出来，有不同之处大家讨论。我考虑这个问题比较久，尤其是看到这次人大会的新闻招待会上，温家宝所讲的言论自由，促使我在想一个问题，跟冉云飞先生的思路是一致的，但是略有不同。我首先认为国家不等于政府，它虽然是政府的一个代表，但它要代表国家是怎么来的？这里有渊源问题，我不展开说。我认为国家这个形态它的要素主要是以疆土、民族、语言、文化等等而来的。我曾经看到一则很短很短的消息，就是讲到日本在纪念他们开国两千多年。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们开国居然才五十多年。我们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实际上就是开国了五千年。因为这片土地一直繁衍到现在，一直繁衍到我们这些人。所以说国家我认为总体上讲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政府相当于像刚才冉云飞先生所讲的，秦、汉、乃至明清。如果说国即政是讲不通的，国即党肯定也是讲不通的。那么国即朕，这里说是孤家寡人的那个朕，联即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显然进入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荒谬的。
另外今天这个题目是“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我前不久写了一首诗，和冰点事件有关。我这首诗叫“有感于冰点事件”，是用迅翁“惯于”诗韵。也就是鲁迅先生很著名的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刚才王怡先生讲到今天这个日子，正是鲁迅先生写那篇《纪念刘和珍君》的时间，真是特别有意义。我恰恰在此之前写过这么一首诗，下面给大家朗诵一下。
有感冰点事件
又当围剿扼喉时，
国命膏肓脉似丝。
匪论犹矜天下政，
狂歌不改大王旗。
艰难鲁迅能传檄，
畏惧林昭欲灭诗。
学范惊闻朝与古，
何堪血泪染红衣。
我略作一点解释，我在这里说的“匪论犹矜天下政”呢，匪论倒不是要骂人的意思，我这个“匪论”就是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打法，我们现在是想很和平地走向宪政之路，想一想如果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怎么样。所以说本身这个“论”就是匪。然后讲了“艰难鲁迅能传檄”。说实话鲁迅先生所处的年代，按鲁迅先生所说他受到的围剿是非常难的，但他还可以传递檄文哪。“畏惧林昭欲灭诗”，我在这里用的是畏惧二字，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惧怕林昭，林昭写了很多狱中血诗，欲灭诗就是想把她的诗消灭掉。我想关于林昭，在座的很多人可能看到过她的事迹。我再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字语，“学范惊闻朝与古”，学范指学习的模范。据说，中共高层提出要向朝鲜和古巴学习，我不敢判断这个消息的正误，假设是这样，如果以朝鲜和古巴作为我们学习的模范，学习范本的话，这种可悲是可以想见的。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朝左转都是可以想像的。
冉云飞：
关于刚才韩先生说到党和国的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最近可能要登发，题目叫《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是说政府就是拿来批评的，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把政府拿来供起的。政府它先天就决定了它自己光荣、伟大、正确。无耻到这种地步，别人讲他还觉得不过瘾，要开足马力自己讲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把人类最光辉的词语全部用于它。他预先就正确了，你批评它当然就是颠覆国家安全罪了嘛，才有这种可笑的事情。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和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只是一个托管者，只是这个国家的暂时的托管者而已。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国家，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这几个区别是相当大的，但我们目前中国字里找不到不同词汇，它就只有这样混淆地表达。所以说他就把党啊，亲爱的妈妈啊，不伦的比喻都弄到一起。把党和国这些乱伦的比喻弄到一起，把流水的兵和铁打的营盘弄到一起。下面我介绍一位要发言的，也是冰点周刊的作者范美忠先生。
范美忠：
我在冰点上发过一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这次冰点事件我也非常关心。上次冉云飞讲关于右派研究我本来是非常想来的，因为参加一个教育讲座没来成，这次他们又要把我喊过去，但我坚持一定要到这边来。因为这次涉及到我们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话题。虽然那个反右研究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但我觉得历史当然重要的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但是现实它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存。我的痛苦，我们活在中国是非常的悲哀，不仅有形而上的痛苦，更多的是形而下的痛苦。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愿意做的教育和新闻，恰恰是最不自由的两个领域。如果说有新闻自由，我原来在作报纸和杂志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对约的一些稿件，最痛苦的就像刚才王怡说的删稿子，凡是你看到舒服的话就要删掉，你说这有多痛苦，人家写文章都是往好的改，你却要把好的改掉。所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时曾经约了一篇秦晖的文章，结果删来删去删得主编觉得要得的时候，我都没有兴趣了。这篇文章我自己都不想看了。你说这样作报纸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现实的存在与我们的符号世界是两个世界。
在这样的符号世界中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呢？所以我对王怡刚才的说法有两点异议。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做到不说假话，这一点我觉得都很难。比如说我教书的时候教历史，你说你不说真话的时候怎么能不说假话呢？你照着课本讲怎么能不说假话呢？我讲课的时候感到很痛苦，又不让我说真话，而说假话我又觉得是一种折磨。所以我只好在历史课上讲文学。另外百分之五十的自由的说法我也不赞同。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自由，我这不是反对渐进，而是我们的目标不能逐渐地降低。就是共产党给你的压力越大，或者说你不让我做人嘛，我做牛马嘛，不让我在现实中自由我在网络中自由嘛，我认为不行，我们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自由。
另外冰点事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一点是，我原来在媒体工作时我一直很气的。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北大的教师，我说一个人搞学术研究没有学术自由这个研究怎么搞呢？很遗憾的是我的老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课堂上表示对学术不自由的不满。我们的人格被阉割到这种程度，我对中国人的妥协态度表示反对。不是说出于现实斗争的考虑，我们必须逐渐降低自己的目标和策略，不行。必须要百分之百的自由，非要不可。我们的新闻必须自由，我们的媒体必须自由，我们的学术必须要自由。另外一点我对媒体的不理解，我知道《南方周末》已经被清洗，你记者们在干啥？你为什么不起来游行或者说写文章抨击？我说包括中宣部每次把通知发给你，我原来在《广州日报》，但他不会发到我手上，你接到之后为什么不在网络上公布出来呢？中宣部的通知公布出来嘛，为什么要秘密藏起来呢？大不了他把你这个报纸关了嘛，怕什么呢，关了又重新来嘛，他总不至于把所有报纸都关了嘛。
有人批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鲁莽，我不赞同。比如说像《南风窗》那帮人也是我的朋友，但他们在出事之后一声不响，我是非常不满的。必须要抵抗，你不能任由他得寸进尺，你一点一点地退你还不表示反抗。我觉得媒体工作者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人，而且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包括我原来做《教师之友》那个杂志，那个四川教育出版社的，他说你看你们还要发王怡的文章，会被人怎么怎么说，我说人家说了什么又怎么样嘛，然后他那个副社长又怎么说。所以我们老是讲怎么妥协，老是讲妥协，可是妥协的目的是为了杂志生存下去，还是为了报纸更好地发出声音。我们妥协到已经说不出声音的时候，你还不反抗你要做什么嘛。所以这次冰点事件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李大同他们连续写文章，包括焦国标我们北大的校友也跳出来了。我最反对妥协，所以我觉得大学教授们应该发出声音，不发出声音真的就是犯罪，新闻记者和编辑也应该发出声音，站在课堂上的老师也应该发出声音，不要总是害怕丢掉工作，这个市场经济就是提供自由的基础，丢了工作就再找一个嘛，有啥子了不起。我就不断的丢工作。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公民都要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否则我们活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思呢？任由共产党的奴役和思维，我作为一个应该说是在这个社会里饱受痛苦的人，表达自己的一点看法 。谢谢大家。（鼓掌）
岳老师：
先声明，可能我有些话会突破一些禁区。因为最近开了两会，大家都知道，我的形容就是胡锦涛跟温家宝一人骑了匹病马又上路了，（鼓掌）他们又驾驶着一条船，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上路了，因为我原来对他们俩人还有点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他们的内容，和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就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选择的方向犯了个本质上的错误。他们骑的这匹病马最终要被摔得粉身碎骨，他们开的这条破船要被滔天的巨浪所淹没。最近我们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我研究历史有个路径，周雨樵老师提醒过我，就是研究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路径。如果大本大本地去阅读一些历史著作，你会上当，会走入很多误区。那么你从很多支离破碎的环节里面去研究，去寻找一些东西，把它串连起来，也许还要真实一些。就像一筐珍珠一样，被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有些掉到阴沟里去了，有些掉到泥巴里去了，你就到处去找到用线把它穿起来，这样可能更真切一些。这几次的讨论，我有一句话总是想说出来。我们读书会一定要面对现实问题，我觉得我们读书会好像钻到一个洞洞里面去了，钻进去了就不出来，拖都拖不出来。但是有些历史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说在那个洞洞里面刨啊刨，好像只要把毛泽东这个根挖出来了，共产党就会突然倒下去了。我告诉大家，毛泽东这棵树子早就倒下去了，他的精神还在不在呢，今天我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的共产党哪一点具备了毛泽东的因素呢。你说他们的专制主义，我就说专制主义是人与身俱来的血脉，就像我们里面也有很多专制主义的血脉。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都有专制主义的东西在。不是他毛泽东的专利，不是他蒋介石的专利，不是孙中山的专利，也不是袁世凯的专利，是人类共有的专利。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要对专制主义作不懈的斗争。我们不要以为毛是一只大老虎，现在的共产党是小老虎，他们配当小老虎吗？完全是厕所里面的蛆虫。所以现在有些人来不来就是反对改革，来不来就是反对倒退。对这些现实问题要直面而上，坚持我们的原则。
谭作人：
谈点个人感想。第一呢，首先我非常赞同刚才王怡说的，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去作价值判断，我们还是能够作点起码的事实判断。那么我感受到的事实，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主权压制了人权。但主权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呢？还不是，主权上面还有一个王权。主权大家知道是国家主权，那么王权又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有些人说的枪杆子，这就是王权。王权还没有说了就算，还有一个权，就是“神”权，这是打引号的“神”。这个“神”权就是对过去的一些主义的残留。然后一部分人在那里任意解释。强迫接受，满堂灌输。这个作为国家的一个根本方向和基调，就是要受他的一个统治。我们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就是要直捣这个核心，就是这个所谓的“神”权。这个“神”权是个排他性的东西。他不准任何人发言，他最要害的一点就是他垄断了你的话语权。他的思想警察、言论宪兵等等，无非就是制造弥天大谎，让大家生活在这种谎言之中。同时他用一些假相来欺骗大家，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又不是说为了经济发展大家必须当哑巴，都搞成幼儿园经济才能发展。这个就是第一个弥天大谎。那么我觉得现在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像今天这样的读书会，民间社会的空间。第二个我同意冉云飞先生刚才提的观点，就是和解的观点，和解是什么呢？我提出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政治软着陆，这个政治软着陆需要对话，如果说对话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应该实现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人权重新起来，话语权重新起来，能够极大地压制住这种所谓的“神”权。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就成了一个循环结构。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冒的风险也好，花的时间也好，都没有白费。好，谢谢大家！（鼓掌）
叶涛：
我想就这种体制下小娃娃说谎的问题谈两句。我小孩在上幼儿园，三岁多，前段时间他给我拿一张题回来，是老师布置的每周的题。他给我说爸爸这是我的表现。我一听这个词从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口里面说出来，我以前不觉得这个字有什么问题，他说这是我的“表现”。我看到他那么小就用这样一个词来描述自己，我在家长座谈会上也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娃娃表现怎么怎么样，这个表现就是教娃娃说谎的一个同义词，一个表面现象的东西。你就看从小教育小娃娃，就注重表面功夫，看表面现象，装、哄、骗。所以说刚才王怡谈到的，在小孩子的教育上他们就已经在用这些词了。总有人问，你表现得怎么样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关于新闻的自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导火绳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在人民公园有一个碑。我就在想这怎么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绳呢？你保路运动出了之后，当时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话，没有这些东西的呀，武昌那边还有其它地方不应该知道这个事情，镇压了就是了，不可能让别的地方知道嘛。但当时这个保路运动一出来马上外面就知道了。等武昌起义之后，在两个月之内，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宣布响应了。两个月之内他们是怎么扩散这个事情的，也没有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按说在传统的专制政治下面，不可能让你报道这些事情，像我们现在发生的好多事情，报纸不报道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从这个小小的感悟中想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当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可能比现在还要好一点，谢谢大家！
焦鸿：
王怡老师，从知道你的大名起，我就开始拜读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观点鲜明，一针见血，有着严谨的逻辑力量，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总让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关于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你主张是用渐进改良的方式，也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以非暴力的手段逐渐推进的温和方式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理想。关于这几点你有很多阐述，我概括一下。一是可以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二是可以使社会变革的成本最小化，三是由此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广泛民主基础的良性的政治。我以前也是这个观点和立场。但是随着八九之后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倒行逆施，我的看法有些改变了，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专制时间之长，积弊之深，惯性之大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至少得通过局部的积极手段，甚至不排除个别的特殊方式，我这个认识和王怡老师的主张有些冲突，我想就此作个专题发言，希望能得到王怡老师的当面指正，同时这个话题也涉及到今后我们的努力方向，因此我恳请主持人和在座的各位给我十来分钟的时间。
（冉云飞插话：要不你下回作个专题演讲。）（大家鼓掌）（王怡插话：你刚才提出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家肯定都有很多想法，也会有不同意见。建议下次作一个这样的讨论会。由你来引言，随便你讲十分钟还是半小时。）
邱老师：
刚才听了王怡先生和冉云飞先生的演讲，我想谈一点我的看法。我觉得通过这个冰点事件，说明共产党这个体制内也不是铁板一块。既然在冰点事件中我觉得李大同这样的人作为体制里面的人，平时唯唯诺诺的人，忽然一下像吃了伟哥一样雄起来了，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问题？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是不是反映了高层内部相互间的勾心斗角？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另外听了刚才那位朋友说不赞成争取百分之五十的言论自由，他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我也觉得像你说的不给我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就给我百分之五十，这有点像带有一种乞求的态度。我们要的就是百分之百，我们不向什么人乞求，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必要乞求。这本来就是我的权利，你把这个权利还给我，把你占去的钞票还给我，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就是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王朝正：
首先感谢王怡先生的精彩演讲！我很赞同王怡先生说的50%自由，中国人讲中庸，所以50%的自由在中国实现起来也许要更容易一些吧！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50%的自由在我身上是如何实现的。本人现在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上学期学校开了一门课《马克思主义》，十八次课我一次未去。你有讲课的自由，但我有不来听课的自由，你可以在那里一个人大声的说，但我有拿一块布塞上自己耳朵的自由。但是补考我还是去了，因为我要毕业证。这学期又开了《三个代表》，我还是这个做法，一次都不去。等到下学期去补考。我觉得这就是我的50%的自由。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你有唱赞歌的自由，我有选择沉默的自由！谢谢大家！(鼓掌)
（整理说明：因为部分录音丢失，尚未整理的还有黎方军、李焕锐、曹草、纳税奴—平一、周雨樵、杨远宏等人的发言和王怡最后的总结发言。深感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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