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日讯】在编篡《紫阳千古 – 赵紫阳纪念文集》和《续编》的过程当中，我读到数百篇由紫阳逝世所引发的文字，有的出于对赵紫阳无法压抑的深厚情感，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愤世嫉俗，更有为国民的未来总结经验的警世力作。众多的评论和追思，表达了人们对国民命运的殷忧，对赵紫阳政治生涯和品格为人的评价。从中我看到了一个伟人的轮廓：
一个出生在中原地区农村的青年，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反抗侵略，加入了当时具有五四以来进步思想背景，又与土地和农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共产党；在共产党内他显露才华：尽管他的党不断地徘徊在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生存的要求的冲突之中，他总是在实干中为党寻找出路。在组织上他从来没有背弃过这个党，但在原则和实践中他始终不渝地站在人民大众的一面。他在共产党依靠地主与富农的财源的时候进行了基层的土地改革；他在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下面“搞粮食”；他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搞“商品经济”；在保守派的眼皮底下制止了“反精神污染”扩大成为毛式的清洗运动；他在大家长邓小平的虎视眈眈下反对用军队镇压人民，他在一党专制下创造性地倡导全社会对话协商，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身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代表人物，却认识到了现代民主的价值。
从去世之时起，赵紫阳立即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介众说纷纭， 好比“瞎子摸象”，各有各的精辟之处，各有各的分析角度。我个人认为，对赵紫阳的研究，目前尚在初级阶段：
一、赵紫阳的确在一个集权的政党里权倾一时，这一点常常遮掩了他的思想和为人；
二、“六四”事件两败俱伤的悲惨结局，不可能不影响公众对当时的参与者的评介。至于这些评价，对赵紫阳这样一个当事人来说是否准确，是否有事实为基础，则有待进一步的史料的出现；
三、在公开悼念赵紫阳的人当中数量最多的属于两大类：一类人是赵紫阳过去的同事，他们基本上还是希望赵紫阳被历史承认是一个好的共产党总书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另一类公开悼念赵紫阳的人则对共产党全无好感，希望赵紫阳是一个同共产党彻底决裂了的政治民主化的代表人物。这两类人在对赵紫阳的评论中，不可避免地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是非；
四、中共当局对赵紫阳的长期非法软禁；封锁消息，严控媒体；甚至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能说没有起作用。
我们对赵紫阳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尚属肤浅，原始材料也还太少。目前流行着对赵紫阳的一些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说法，都与以上四点有直接关系。不妨举一些例子。
1989年的赵紫阳与1991年的叶利钦
多年以前，一个亲身经历六四事件并从此投身人权事业的朋友谈到对赵紫阳的看法时说：“我不佩服赵紫阳，如果赵紫阳当年像1991年的叶利钦一样，站在坦克上呼吁民众抵抗有多好，但他没有这样做！”十几年来我没有忘掉这位朋友的几句话，因为这种观点在迫不急待渴望改变中国专制政治的人当中很有代表性。
中国与俄国两个历史事件的结果各不相同。用1991年的叶利钦类比1989年的赵紫阳，反映了类比者的主观愿望，这与身临其境的政治家在现实条件下审时度势所能做出的选择，是两回事，相去甚远。但我们不妨真的比较一下：
叶利钦1991年站在坦克上，是他不到两个月前在一次完全自由的选举中击败了戈巴契夫支持的候选人而成为俄国当选总统的时刻；赵紫阳的1989年，是年前价格闯关之后通货膨胀持续，赵本人成为经济保守派的众矢之的，其政治生涯进入了十年以来的最大困境。
1991年8月18日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是独联体签署新协约的前两天。保守派“八月政变”是事件的起因。群众上街“保卫白宫”具有明确的目的，也就是反对发动事变的保守派。1989年抗议的学生和支持学生的市民，以悼念胡耀邦为起始，以要求政府让步为目的，政府对他们来讲是黑箱。大多数的群众对中共领导层的分歧毫无所知，即便有所感觉，也兴趣不大。赵紫阳自学运一开始就是被抗议的物件之一。身为抗议物件的中共总书记，在当时群情激昂的街头巷尾，不仅没有号召力，而且为众人所误解和不信任。不仅当年的赵紫阳没有得到上街学生的支持，而且事后多年，曾经热血沸腾被自己的行为感动了的学生们，也不肯定当年就能支持赵紫阳。
更不要忘了叶利钦脚下的110号坦克业已调转炮口！当时，不仅叶利钦知道，连被软禁的戈巴契夫也已经知道，大部分包围“白宫”的军队领导人已经转而反对政变的发动者。而在中共官场中，虽然在如何处理学运上的确存在广泛的争议，主张和平解决的曾经在赵紫阳的力争下成为多数，一旦邓小平亮出强硬的底牌，主动投靠也好，忍气吞声也好，依附强权的立即占了多数。姚依林、李鹏之流自不必再说，乔石、杨尚昆、万里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虽然镇压是邓小平拍板，但归根到底，独裁体制，奴性的官场文化，才是铸成血案的终极因素，邓小平无非是活剧的主演者而已。
退一步分析，假如赵紫阳真的“登高一呼”，取得了学生、民众和部分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支援，面对邓小平的几十万主力军王牌军，结果又能是怎样呢？开枪能避免吗？更多的流血牺牲或者全面内战能避免吗？历史无法重写，时间不能倒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优势的武力将会更疯狂地利用赢局，镇压异己。这是就国家而言。
就赵紫阳个人而言，不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欲加之罪“证据确凿”，而且“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更是“板上定钉”。镇压有理的中共领导，应该早就大可不必躲躲闪闪，玩弄文字游戏，封锁消息，采取全民遗忘政策了。
如果当年赵紫阳登高一呼反对邓小平，如果利用本来同自己没有关系的学运捞取政治资本；那么，赵紫阳岂不成了投机政客？他所提倡的 “社会协商对话”，“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岂不成了骗人的谎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位友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同赵紫阳谈过这个问题：
友人：“冒昧地问一句或者说一种假设，如果您能像叶利钦那样爬上坦克，会是一种怎样的结局呢？”
赵紫阳：“那就意味着内战，受苦的是老百姓；我们欠中国老百姓太多，我们还在还债啊！我无法做出这种选择。”
公认的事实表明，赵紫阳为了反对镇压，宁可舍去权位，“无所谓了”。如果他舍不得权位，或是想“留得青山”，只要不反对邓小平镇压，就肯定是明哲保身的上上之策。不要忘了，尽管如此，有些聪明分析家在分析“六四”事件时，仍然把赵紫阳理解为“争夺权力”——有的说他与保守派争夺权力，也有说他与邓小平争夺权力。
赵紫阳与邓小平
赵紫阳没有力量制止“六四”的悲剧的上演。对此，在各种版本中还有所谓“性格说”。即，赵紫阳与邓小平比较，“邓小平说得出，做得到，不怕后果”。而赵紫阳“性格软弱，没有邓小平的铁腕”。我的上面提到的这位朋友也同意这种观点。
按照同一逻辑，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就属于这种“性格软弱”之人。把政治力量的对比解释成为政治家性格的软硬，在少数条件下或许有些道理，一般情况下意义不大，在“六四”问题上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强者的仰慕，对暴力的屈服，在灵长类社群中是唯一的原则。尽管在人类中也普遍存在着，但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毕竟意味着对暴力的制约，对纯粹暴力征服的反对。在“六四”事件上，对邓小平铁腕的歆羡，不过是违反文明准则的兽性回归，是人性的黑暗一面，不足为怪，也不作为训。
民主主义与“新权威主义”
对赵紫阳的评论中，有一种曾经流行的说法：赵紫阳主政时主张“新权威主义”，主张用集权的手段达到其推行政纲的目的。这种说法，即使在缺乏历史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也很难站住脚：不管是如何“新”的权威主义，权威只能有一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在当时，那“权威”除了邓小平还能是谁？！近年来发表的材料更证明，原来邓小平本人才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只是 “不要用这个提法，照这么做”，就龙心大悦了。
撇去“新权威主义”不说，中共的政治毕竟是极权的政治。把出身于中共并成为总书记的赵紫阳称为“民主主义”者，无论如何是有一部分人不可以接受的。按出身作鉴定，符合以前毛时代讲“阶级斗争”时的流行做法，只能说明毛泽东一些传统思维，其害之广且深。民主主义者也好，非民主主义者也罢， 赵紫阳为中国走出极权政治的束缚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他主张形成由社会各界即各主体之间互相协商对话的局面；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由政治改革配合；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案；他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他在反腐败和一党制的矛盾之中质疑一党制。他与胡耀邦一起对中国突破极权主义的贡献，还有何人能出其右？！如果这种实质性、开拓性的贡献配不上“民主”一词，这个词究竟还蕴藏着什么深奥玄妙的意义？
百世留名的英烈
有人说“赵紫阳还远非中国的民主之父”。这话很对。中国现在没有民主，何来“民主之父”？！中国有没有民主之父，谁是中国的民主之父，只能由有了民主之后的中国人评说。有人还怀疑赵紫阳“是不是英雄”，如果你认为现代人有权为将来预定英雄，那就错了。要知道，普天之下所有的英烈之祠，都是后人建造的。
自古以来的英雄人物，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要求。他们身后，都有后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和排除万难以后的成就。英雄只不过是他们中间那些曾经牺牲自我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代表人物罢了。
赵紫阳已经做出了他最大的牺牲和努力。他的事业将来能否成功，他的遗愿是否后继有人，他的名字能否传颂于我们的后代，岂不正在取决于我们这些幸存者的意志，才干，努力与成就吗？
倒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庸庸碌碌，苟且偷安，是否对得起先行者的开拓，确实是一个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
赵紫阳的最后一击
对赵紫阳这位我们民族不世出的英烈的曲解，莫过于对他没有“最后一击”的失望了。我也曾经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幻想他会在他的有生之年，给中国顽固的专制主义以“最后一击”，哪怕不能带来实际的变化，也毕竟能够以他的声望，来一个玉石俱焚，猛醒世人呀。
王立雄以其作家的敏锐，道出了许多人的期盼和等待：“我相信赵在十六年的漫长岁月所做的就是等待。我无法知道他等待的具体内容。以他的位置，最可能是在等待中共党内发生变化——等邓小平寿终，等李鹏下台，等江泽民退位，等一个‘ＸＸ新政’……然而邓小平死了，李鹏下了，江泽民退了，‘新政’变成时髦之词，他所希望的变化却始终没有等到。无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一轮一轮地等待，从希望到失望往复回圈…”
我也在等待。
当我接到北京来电话告诉我老人家离去的时刻，我的等待到了最后的一刻。一股极度的悲凉自心头而起，头脑里电光一闪，不禁泪如泉涌：老人家，我误解了您了。哪里是什么等待！您无声的抗争，不事喧哗的坚持，就是对这个以镇压人民为能事的党的唯一可能的最有力量的一击。
1997年，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代表写了一封建议重新评价“六四”的信，指出 “六四”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收到这封信的高官们，包括当年也曾支持和平解决学运的人，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表态；这些人，虽已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畏惧邓小平的淫威（因为邓已去世），但反正业已人人得利，保得全家富贵，此刻正在和友人共同谋算如何利用国有资产中饱私囊，日子过得好不红火。
对信的内容真正在意的，恐怕还是江泽民。江立即决定对赵紫阳采取惩罚性的报复，从此禁止一切会客。偌大世界，除居所之外，赵紫阳的个人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北京的两处：北京医院和远郊区一个农民开办的高尔夫球场。
这封信的内容辗转流传到海外，立刻引发了海外中文媒体关于真假的大辩论，有说真，有说假，不亦乐乎。信的内容，却少有人理会。
再假设，如果赵紫阳真的发出一封号召全民，又能立即被举世公认的公开信，结果又会如何？我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说，信的内容在媒体上发表的时刻，聪明的分析家们一定会“剥去表面，分析本质”，无非是再得出什么“对权力的最后一搏”之类的结论。
赵紫阳没有怨天尤人哀叹时机。不要忘记，他是一位以明智练达着称的政治家。他对世局洞若观火。他不可能看不到现实：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的城市精英都满足于能够充分利用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牺牲保持自己生活水准高速增长的现状的时代；一个不准有记忆的时代；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一个政府信誉彻底破产的时代。当真是：“有几流的公民，就有几流的政治”。
赵紫阳又能做什么呢？“老了，无所谓了”。在简单的一句话中，凝聚了如此深刻的政治智慧，反映出一个鲜能企及的人生境界：无妄于世，无愧于心，无畏乎强权和宵小。赵－－紫－－阳——这三个字，自1989年起，始终给中共带来了一种深度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大大超出一些人的预料，也使绝大多数的人无法理解。正因为如此，这种恐惧的本身和它根源，倒是值得好好分析和探讨。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范围了。
2006年5月4日
（鲍朴是《紫阳千古－－赵紫阳纪念文集》及《续编》的编者之一。）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６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