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题为“悉尼举办‘九评’专题研讨会的报道里这样提到费博士”费良勇先生在发言中分析归纳了党文化的八个典型特征，并提出通过‘自由民主运动树立公民世界观’的理念，来消除党文化对几代人的影响。他分析了党文化的八个特征即：1.专制性，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不允许反对声音；2.阶级性：把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都强行赋于阶级性，3.斗争性；4.暴力性；5.恐怖性；6.谎言性；7.奴才性；8.封闭性。”
像我在墨尔本听到他的两次演讲一样(一次在自由文化运动会议上，一次在“关心中国苦难”公开演讲会上)针针见血。
“我现在回到德国钮纶堡，中途经过日本。”他说：“你写的书我看了，写得很好。”
我顿时热血沸腾，演员最大的心愿是站在舞台上，作家最大的心愿是写的书有人看。
“你能把你的经历写下来，这很好。”费博士称赞道。能得到科学家型的政治家奖的确给我鼓舞不小。我是个叙事型的作家，讲故事是我的拿手戏，在理论家的面前，我感到虚空，底气不足，理论是我应当补的一课，现在我拼命看书，感觉良好些。
“我水平很低。”我最怕自己欺世盗名，所以我经常在报章上揭露自己的糗事，在尊敬的人面前揭露自己的不足。
“水平高低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有民主理念，水平再高，欺压老百姓绝对不行。”科学家的思想就是清晰，我深感被理解的欣慰。
我之以意识流的方法时空倒错地写，买杯咖啡恨不得管你要五块钱，我的背包里有自蒸的白面馒头，桃子与李子嫁结的水果，一大包炸花生豆及一瓶矿泉水。
我想起立勇，为他与用林不能同来有些可惜，不过耳闻他俩刚刚去了趟墨尔本。
立勇是老袁介绍我认识的，他打电话告诉我来了个新人，原来是警察“六四”开枪后办地下刊物被判七年徒刑，是国际大赦名单上著名的良心犯。
那天在鹰沟本易秦女士宽敞的住宅中举办的派对上，见到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身着退色黄军装的孙立勇先生。他魁梧的身材散发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陶大姐，你好。”他握着我的手用诚恳的男低音说。立勇四立大脸，一双机警的小眼睛，盯着人看时专注阴沉。
那天他做了个冗长但引人入胜的发言，后来我发现他的那个发言大部分都写入小说《越过冰山》，他的狱中自传体小说《越过冰山》
至今仍无机会成书，他给我的是一个光盘。我回赠给他的是我有关狱中的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一个昔日的囚犯，一个昔日的警察，皆因良心不能忍受共产党的暴政，走上叛逆之旅，殊路同归。
孙立勇先生是“六四”惨案的亲身经历者与见证人，他抱着出世不久的小女儿在长安街，机枪子弹哒哒哒地射来，他躲进一幢楼房，看见民众推倒一堵墙，用砖头与军队对抗。
在共产党大举抓捕民运领袖与民众的恐怖中，孙立勇与他的伙伴画家金橙等人办起地下刊物“钟声”。他本人当过警察，所以知道如何对付警察的追捕，他们的“钟声”杂志一共坚持了两年之久，和他一起的伙伴都被捕了，他还未暴露，他觉得对不起哥们儿，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不受苦，他毅然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如当年刘青)投案自首但不认罪，被上酷刑，被关进直不起腰的小铁笼，被判七年徒刑。
等出狱时，老婆离婚了，女儿长大了，父母衰老了。只可怜的是女儿孙毅，天天坐在小板凳上等爸爸回家，爸爸回来后，天真地问：“爸爸，你还走吗？”
非常幸运的是孙立勇先生很快获得澳洲给政治犯的居留权，孙毅也得以到澳洲，二零零六年，孙立勇还与心爱的姑娘组成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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