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后来频繁地与革命者们接触过程中，我愈加感到自己人生目的的微不足道，他们是当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逃到海外是为国为民。而我仅怀揣一已之私目的，寻求爱情和写作。好在现在的革命者们胸襟宽广，能容忍多元文化，我并没因之感到被歧视。
老袁的出逃方式曾引起过纷纷议论，说他领着个贵阳到澳洲的观光代表团，到悉尼一下飞机，与助手赵晶就“失踪”了，被当地的民运组织接走隐匿起来，观光团群龙无首，立马乘机折回贵阳。
我接到以“二八论”一夜成名的施国英女士的电话，她说：“李清说大姐那儿我就不通知了，你告诉他来Ashfield的俱乐部开欢迎袁红冰的会吧。”就冲这声“大姐”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得去。更何况那阵儿我对施国英几乎言听计从，原因我在其他的文章里谈到过，身材娇小的她在与众大汉摆擂台时毫无惧色，思想前卫不在乎平庸见解的诽谤。更重要的是有时会冒出几句超出色的话来，例如：“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被奴役的开始。”“这时候（指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打压后）批评“法轮功”就有些落井下石的意思。”等等。
她游走在各派势力之间。
一九四九年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闯王们进京后，在红色政权控制下零星的外逃事件时有发生，合法出去的如通俗小说家张爱玲，非法出去的如小提琴家傅聪、马思聪。大规模的外逃事件可能要算一九六零年新疆过境村民们赶着马牛羊集体逃往苏联的事件，当时苏联打开了边界的大门。
再有就是文革中偷渡的人们，从珠江游向香港，被边防军打死，被鲨鱼吃掉，听说当时珠江的水都是红的。
文革后，中国社会松动，八十年代开始，出国潮风起云涌，探亲的，访问的，团聚的，了’０d学的，一拨又一拨涌出国门，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后达到高潮，单就澳洲政府就给了当时在澳的四万名留学生永久居留。
袁红冰与赵晶则是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出逃，中国当时在世人的眼中已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经济的突飞猛进已使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袁红冰在中国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他是贵州某大学里的法学院院长兼教授。
离Ashfield火车站不远的俱乐部是民运人士经常聚会之处。这天三楼大会议厅墙上挂着白纸黑字的横幅“欢迎法学家袁红冰教授”，主席台上坐着（从左往右）赵晶，她是位身材苗条一脸虔诚的年轻姑娘；民运著名人士李清，据说是他到飞机场接得袁与赵，，并让二人住在他家；潘睛，一位从纽西兰特地飞来的民运领袖；主角袁红冰，他穿着普通的套头衫与牛仔裤，长方脸，戴着幅黄边眼镜，一脸的坚毅。
会议室坐无虚席。
袁红冰的发言里称“自己是个流浪的知青，”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所谓“文化大革命”实为大反文化运动，造成中国社会空前的停滞，几千万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失学失业，被毛泽东手一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上山下乡当农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挣扎在求生存的水平线上。
有多少人因病或事故丧失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埋在他(她)并不情愿去的黄土上。
有多少女青年被蹂𨅬失去贞操含羞趾忍辱偷生。
有多少人因营养不良身体得不到充分的发育生各种疾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落下终生的残疾。
有多少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永远停留在“知识青年”的水准。
而作为中国几千年社会基础的农民，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直至红色闯王们的解放战争胜利后究竟得到些什么？
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大不敬。
“农民那时候被死死地钉在地上，根本不许进城，在有限的可耕地面积上一下子接纳几千万城市人口，农民的负担在无限地加重，土地的负担在无限地加重。”我当时的男朋友而今著名的经济学家赵京兴对我说，他写了篇大字报贴到他的学校北京四中，这成为我们俩被抓进西城分局他的重要罪状之一。
“你的罪行是替反革命分子遇罗克送信给陈毅，但在插队问题上你比赵京兴表现得好，你肯把户口迁到白洋淀。”西城分局刘提审如是说。
“你说实话，你到白洋淀来插队是不是想养活大眼镜？”老潘曾经这么问过我。“大眼镜是老潘给赵京兴起的绰号。”
一点不错，这就是我插队的目的。四十年了，我一直在寻觅救中国的人，从遇罗克到赵京兴，从刘青到袁红冰——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把户口迁到白洋淀去的，我根本不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白洋淀是个经济作物区，妇女全部织席，这是一个从小练就的工夫，我怎么也学不会，我经常往北京的家里跑，连自己都养不活，更谈不上养活赵京兴，赵京兴还得帮助我。
一九七零年二月，林彪号召“一打三反”，四中的军代表和革命群众把坚持不肯插队的赵京兴扭送到西城分局，我当时正好在赵京兴家，顺手把我也送进去。
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出来后，我和赵京兴被释放。
从七二年七月到七六年七月，我很踏实地在白洋淀当中学民办老师，对农民生活状况有一定的了解。
我最近从儿子那儿听到我的前夫，现在著名的经济学家赵京兴先生对我的批评：“不懂政治还老要搞政治。”
仲维光先生在开会时与我私下交谈王友琴女士也有说我不太懂政治的类似评价。
我自己亦承认由于缺欠这方面的天赋与认真的学习的确不懂政治。十八岁时的我向十六岁的饱读马列经典的赵京兴请教过“什么是政治？”答曰：“政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管他(她)的信仰是什么，属于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只要不坑人害人愿意和我交往的，我一概视为朋友，我经常颇为自豪地宣称：“我的朋友三教九流全有。”
我的天赋我的才能是在文学上，纯文学是存在的，能搞纯文学的人是幸运的，我的文学却与政治密不可分，因为我从十八岁不幸被卷入其中。
在这次墨尔本“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上，我向所有与会者分赠我的两本小书《留在世界的尽头》和《生之舞》我实际上是带着极其诚惶诚恐的心情赠书的，因为与会者们的名气、著作、水平已把我震傻了，我深感自己水平之低，思想之浅。有两个人认真地看完书后给我极大的鼓舞，一个是来自德国的女诗人徐沛，她对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徐沛的文章我在网上看过，反共立场无比坚定，文采过人，气势如虹。
还有一位是著名民运领袖费良勇，他同时是核物理科学家，他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听他精彩又定于个性的发言后，我在向他赠书时甚为犹豫，“您看文学方面的书吗？”我看着一脸正气的费博士，他个头高高，四方脸，戴着眼镜，“有时候看。”他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您是湖南人吧。”“四川。”他说话很干脆，我想起邓小平，也是四川人。我把两本小书恭敬地送到他的手中。
我临回悉尼那天，同屋著名作家曾铮女士帮我拿行李，我俩在电梯里恰好碰见费博士，他从我手上接过一箱沉甸甸的书：“我帮你拿。”
亲切自然平易近人。
我在会上的赠书都是墨尔本老民运人士罗云庚先生帮我云阿木家拉来的。《留在世界的尽头》是《大洋时报》大洋丛书系列在北京文联出版社的版本，《生之舞》是墨尔本出的版本，我把香港版的仅有两本之一送给了阿木。
我在回悉尼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惊喜地接到费博士从德国纽伦堡打来的电话。
“请问是哪一位？”我接过女儿递过的手机，习惯性地问。
“我是费良勇。”耳边传来曾经听到过的四川口音。
“您在哪儿呢？”我知道他从墨尔本开完会后来到悉尼。十二月二日，悉尼大纪元时报社在好市围RSL俱乐部举办了一场《中共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天敌》研讨会，事前广告是这样写的，“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演讲嘉宾：中国民阵主席(德国)费良勇博士，自由法学家(澳洲)袁红冰教授，著名流亡诗人(美国)黄翔先生，独立笔会创始人(美国)贝岭先生”
事后，大纪元时报在头版发表一张署名大纪元安娜摄影的一张彩色照片，背景是澳大利亚兰底红色米字国旗，国旗下方是白色横幅，用蓝色中英文写着《大纪元时报九评沙龙》。左起是费博士，穿着米黄色的西装，打着蛋黄色的领带，衬衫是小蓝白格，右手握着左手放在卓上，面带微笑，旁边是袁教授，依次是黄翔和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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