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华夏民族，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民族，她和她所秉持了主流理念传遍了整个世界，特别对东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国、日本、东南亚各国文化更是深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和感染，有的基本的理念成为东方文明的共同因素。人类已步入现代文明，古老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轮廓、框架和生活方式仍在区分我们彼此间存在的差异。当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华夏文明博大、深刻的内涵时，莫名的兴奋、激动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也勾起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目的的再次思考和对人生真谛的探索渴望……
一、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多数人认为华夏民族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对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很多，但普遍认为“三皇”是指：伏羲、神农和女娲。伏羲又称太昊，与女娲同被尊为东方人类始祖，传说其下半身原为蛇身，他教民结网，渔猎畜牧，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八卦演生易经，是为华夏文明之始；神农氏则尝百草，教人医术，是农业和医药的先驱者；女娲，伏羲之妹，是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始祖，华夏民族为她和其兄伏羲的后代，她以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折鳖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华夏民族始得以安居。
对于“五帝”有先天五帝和后天五帝之分，先天五帝为统治五个方位之天神，而后天五帝为华夏上古五位贤君，人们相信其死后亦成为神，辅佐昊天神和先天五帝统治五方，先天五帝在儒教和道教信仰中有不同的称呼，故通常“五帝”指后天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华夏民族诸多的神话故事均出自于这段历史，根据《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水神共工造反，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被祝融打败了，他气得用头去撞西方的世界支柱不周山，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这便是女娲补天的传说。
由此看来，在“三皇五帝”的记载中，无不伴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种神话色彩对华夏民族的主流理念和天地万物的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伏羲的八卦更是对后世华夏民族影响至深，八卦演生易经，至今仍这套理论仍代表东方古老文明对宇宙的基本看法。正是这套理论形成了华夏民族文化中的固有特色，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显着标志。
二、《易经》的兴起和其对后世的影响：
《易经》一书在华夏古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华夏的文化、伦理、哲学、经济、科技均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受其影响颇为深远。相传《易经》是华夏古代一部神秘著作，流行于周朝，故称为《周易》，它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属于占卜用书。
《易经》的作者，据《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世人多认为《易经》乃周文王所着，但据现代研究发现，其实乃史前文化产物，文王只是发扬光大了它。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易经》的内容便已不易被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
《易经》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对华夏民族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从《易经》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便可以看出它在儒学中的地位。《易经》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许多易学研究者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易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注重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像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东汉王弼、北宋程颐，后者如西汉京房、北宋邵雍。像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含阴阳鱼的圆形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是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华夏民族的“阴阳相生相克”理论、道教和五术（山、医、命、卜、相）均深受《易经》的影响。
所以《易经》是华夏文明的基石，它的存在形成了华夏民族一套固有的科学理论和宇宙观，开创了辉煌的华夏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正是《易经》的存在，深深影响了儒家思想，而备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华夏民族骨子里更是有着易学的精髓和影子。所以，华夏主流理念便根植在神文化的基础之上，它所秉持的主流理念也有着强烈的神文化气息，道家宣扬的“清净无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理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都体现出对天地万物的景仰和对自身道德升华的强烈要求。这些均同神文化有着极其的相似和雷同，甚至可以说就是神文化在人间的再现。
三、华夏历代所推崇的主流理念：
自秦代以后，历代开国或是有重大功绩的帝王均要在泰山举行一种祭天仪式，人们称之为“封禅”。封禅是一种帝王受命于天下的典礼，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齐、鲁的儒士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人间的最高帝王应当到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神灵，后来在齐、鲁祭祀泰山的仪式扩大为统一帝国的望祭，并定名为“封禅”。封禅二字中，封是祭天的意思，禅是祭地的意思。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帝王有 72代，由此可见，华夏民族历代主流理念中的有着强烈的神文化烙印。
历史的车轮缓缓步入了西汉，在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治国，他们制定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政策方针，主张清净无为治国，避免扰民事情的发生，这样的政策使民众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史称“文景之治”。虽汉武帝即位后强烈推行儒家思想，但道家思想在汉代仍占据民间思潮里的主导地位，这为东汉时期的道家兴起和张角的黄巾起义埋下伏笔和创造了客观环境。
张角的黄巾之乱，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全民信道的浪潮并未随着张角的离去而有所减退，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士大夫和民众对道家玄学的重新热爱，加之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南北朝时，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师道”，陆修静建立了“南天师道”。到了宋代，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宋徽宗更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倡导的全真道。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掌门，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的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此时道教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在历代道教衰落的时期，很多的统治者们都选择了佛教作为其信仰对象，如唐代时期，今人从晚唐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可知道佛教在唐代时期是何等的盛行，一代女皇武则天也不是因唐太宗之故削发为尼吗？到了会昌灭佛之时，唐代全国佛教极度盛行，会昌灭佛的结果是：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由此可见佛教在唐代是何等的盛行。
满清的统治者更是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1713年康熙帝封西藏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标志着满清统治者真正信仰藏传佛教的开始，西太后慈禧太后更是喜欢和喇嘛在一起谈经论道，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还在颐和园里扮观音菩萨。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一个不争的结论：历代统治者都把“知天敬神”作为安身立命、治国域民的基础，并把它纳入了华夏民族的主流思想中。
四、儒家思想的根本及其对华夏民族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由两千多年以前的孔丘所创立，在汉武帝时得以发扬光大，逐渐成为后续华夏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出的做人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的做人基本态度。儒生在读颂经书之前，常要静心调息，同道家的练气手法极为类似。从对人生的态度和静心调息的手法讲，儒家和道家有相同的渊源。不仅如此，儒家有着一套完整的祭天敬神的礼仪，历代帝王的祭天活动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不经如此，儒家推崇经典之首的《易经》更是玄学的基点，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同道家、玄学均是同根同源。
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自身修养，要与周围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同各种宗教、道教的要求惊人的一致。对待长辈儒家提倡要尊敬并讲礼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做人应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对周围的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总而言之，在个人修养方面应“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力求道德的不断升华。
儒家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和对道德升华的成度几乎和各种宗教要求一致，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人要提出异议的声音，其实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宗教，而且同道家极为相似，故而他对个人修养的要求达到苛刻的成度。所以，儒家思想的根本起源与道家的起源一致，但与众多道家派别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家思想提倡入世，以提高自身道德水平，而道家则喜好在深山里静修以求白日飞身。
儒家思想自汉代武帝时起，对华夏民族影响至深，它一直是华夏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一直左右了绝大部分华夏民众的人意识并成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基本准则。华夏民族仁义友爱、礼貌善良、温润尔雅、含蓄而不外露的风范，也是均出自于儒家思想的特有内涵。
从华夏民族历代所推崇的主流理念看来，我们不难发现：华夏民族的意识领域处处充满了浓厚的神文化色彩，这种神文化色彩已浸入华夏民族骨子的深处，虽华夏民族经历“文革”等历次浩劫，但都无法彻底改变华夏民族神文化的特征。今天在华夏广大地区范围内，华夏民族的子民仍然保留着各种传统的习俗，同时过节的时候也不忘给各种神灵烧香烧纸，以示供奉。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里，笔者将抛砖引玉从多种角度追寻华夏文明中神传文化的影子，试图再现华夏神传文化的辉煌和殊胜，同时也给现在持有无神论的朋友一些若干启示，用事实去辨别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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