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说一下那天早上后来发生的事。你尽可放心，就在早晨八点的纽约时报广场附近，我并没有跑到街上大喊：“我的植物会读心术！”这样的举动，即使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也是很奇怪的。而对我这个在科学领域里浸淫多时的人来说，这也有违我所受的训练。
当我的同事鲍伯‧韩森(Bob Henson)(注2)九点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将一张二十八吋长，记录了植物五十六分钟测试反应的图谱贴在实验室走廊的墙上。他走进测谎室时，问我测了什么人。我说：“鲍伯，从你站的地方把手伸出去，就会碰到我的受测者。”他当时就站在这棵牛舌兰旁边，而我已经把树叶上的电极拿下来了，但稍后我鼓励他将同一片树叶接上，看看是否能观察到测谎仪的GSR曲线随着环境而改变。他也威胁了植物，并得到类似的结果，但我并不让他真的做出任何伤害这棵植物的举动。
我仍保有这株历史性的牛舌兰，而它也已经长得出奇的大(图1F)。我常以“生物通讯”(biocommunication)为题作演讲，在演讲中会提到它，并展示它的照片。我怀疑它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之后就会长高一吋。我在想，它是不是也染上像人类一样的自大毛病了。(待续)
注2：鲍伯‧韩森在一九六一年从我主持的测谎员训练学校结业，他当时还
是美国海岸巡防署情报局（U.S. Coast Guard Intelligence）的一员。离开巡防署之后，他受聘于巴克斯特公司（Backster Associates, Inc.），全家迁至纽约市。经过这么多年，韩森一家已经成为我的家人。鲍伯不仅是重要且忠实的员工，也成为一位全面性的事业伙伴。鲍伯是巴克斯特研究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并参与“生物通讯”研究计划的进行。一九九三年鲍伯过世之后，夫人玛莉‧安‧韩森（Mary Ann Henson）继续担任巴克斯特公司的秘书并负责巴克斯特测谎学校的注册业务，直到二○○二年十一月去世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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