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0日讯】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否调整，成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2008年2月28日，路途社等国际媒体都报道中国将废止独生子女政策，但随后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生委”）官员辟谣否定了外电的这一说法。（金羊网3月2日）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第一次会议新闻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不清楚吴发言人是从何渠道得到相关说法，政协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政府部门”。（南方都市报3月6日）
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同一天，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发言说，“由于上世纪70年代生人和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进入生育高峰期，预计在今后10年，我国生育水平将逐年回升，呈现出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小高峰。因此，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进行调整。”（新华网3月5日）国家计生委官员更称，“中国不会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也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南方都市报3月6日）
自去年全国政协“叶廷芳提案”被报道以后，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声非常强烈，无论哪个网站的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部分网民赞成“废独”。在没有进行全民公决或更科学的民调以前，假定废独得到多数人民赞成，显然比相反的观点更有依据。一个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的问题，一个涉及到千千万万胎儿生命的问题，国家计生委居然“没有研究”就做出了维护与民意背离、与生命为敌的、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政策的决定，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竟然吸纳了计生委这种“没有研究”的政策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这种建立在“没有研究”基础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更可怕的是，计生委官员称“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作出调整”的时候毫无羞愧之心，反而气壮如牛，可见权力在中国有多么霸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显然比计生委官员要“有研究”的主张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者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充分肯定计划生育“计划”掉了三、四亿潜在生命的丰功伟绩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提出显然是经过自我阉割的、明显与其“研究”不相称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刚刚向全国政协递交一份提案。提案指出，“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准确地说应该是总合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在全世界已经处于最低行列，2006年为0.81（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都不足0.7），低于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此外，上海已经连续15年处于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的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忻伟明的建议却只是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东方早报3月8日）
只是为支持党国政策的顺民所生的单独子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平等生育权和独生子女的婚姻自由（想生二胎就只能跟其他独生子女结婚）立言，还自我设限在北京、上海等狭小的范围内。这哪里是政治协商？明明是诚惶诚恐的进谏。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北京团讨论时建议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从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普遍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杜绝三个及以上多子女的生育政策。（新京报3月7日）
纪宝成的建议在互连网上广为传播获得了舆论的几乎一致好评。不过纪宝成建议真正的价值，仅仅在于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重申了强制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几个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危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行将到来的极端老龄化、国防危机、家庭风险、教育难题、强制计划生育高昂的行政成本。而强制计划生育的另外一些众所周知却讳莫如深的危害，如漠视生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他连提都没提。
一个“逐步过度”就足以使纪宝成的建议跟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谐共处，一个“杜绝”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是无法杜绝三孩的。不知道纪宝成先生打算怎样“杜绝”三孩？二孩后一律强制对夫妻双方实施绝育手术？对性生活进行全程监控，一旦发现未使用避孕套的立即强制灌服紧急避孕药？把第三胎全部强制堕掉？把生下来的第三孩仍进垃圾堆？
纪宝成校长甚至还建议“对于不生的家庭给予奖励”。奖励不是救助，含有鼓励他人效仿的意思，难道纪校长希望中国人都不生孩子？虽然这种断子绝孙奖已经早有地方实行过了（如上海），但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教授公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么讲，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建议把这个断子绝孙奖命名为“纪宝成奖”。这是纪校长应得的，无论他认为这是荣耀还是耻辱。
一项古今中外所未有的特色政策的出台不需要有研究，反对它的人有研究还不够，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是不依靠国家权力根本无法获得研究资料的。一项显然跟民意背道而驰的政策的坚持不需要有研究，反对它的人有研究还不够，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依据证明它与民意背道而驰，而从事真正的民调在中国是极有可能被当作非法组织惩治的。一项显然危及千千万万胎儿生命并且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的继续不需要有研究，反对它的人有研究还不够，要求你拿出证据证明它危害胎儿生命、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你拿出这样的证据可能要遭牢狱之灾，你也不能让时间提前让二十年后人口老化的危害在今天展现。这就是号称“以人为本”的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
请问计生委，你们要维持的低生育率到底是2000年人口普查1.22的总合生育率，是1.382的政策总合生育率，还是你们自称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1.8的总和生育率？如果事实上总和生育率真的像你们估计的那样在1.8左右，考虑到有大量的人不婚或不育，那就意味着1/3甚至更多的出生人口是超生的。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实现率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根本就是谎言，国家统计局也应该更名为“国家估计局”。即使假设事实总和生育率为1.8，也没有理由维持1.382的政策总合生育率，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竟然相当程度上是靠超生来实现的！超生的人竟然成了甘冒严厉处罚成就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英雄，超生的孩子将成为保障未来中国老人的养老金不变成废纸的纳税人。即使不考虑这一道德悖论，以公民大量超生作为维持现行政策生育率的依据，维持目前低生育率的做法也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是互相冲突的。如果超生的孩子真的那么多，那就意味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孩子在孕育过程中他（她）妈被捉得到处流窜，还有大量身为流动人口的孕妇怀第一胎时必须拖着大肚子回户籍所在地办准生证，难道怀孕期间颠沛流离、怕上医院、生活于恐怖中有利于提高胎儿质量？如果需要强制的人很少，超生的不那么多，那么强制计划生育还有必要吗？民工荒已经出现，快速老龄化时代已经悄悄来临，计生委官员一点都不担心吗？是不是自己已经从超生罚款和社会抚养费中捞够了，已经在国外存了许多外汇，到中国的退休金变成废纸的时候可以一走了之？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