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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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3日讯】“反面教员”的动辄得咎、受尽凌辱,个中滋味岂常人能理解。虽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后的“摘帽右派”使我也还是个陷于灭顶之灾的贱民,长期的钝刀子宰割对性情中人仍然惨烈。著名诗篇《游子吟》作者、唐时做过溧阳县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诗作中说“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他只是未考取进士(后仍被录取),我们却是争当平民而不可得。大观园中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摘帽右派。真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头,科学院虽然比北大宽松,我的日子也一点不好过。

终于降临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过了。由路线觉悟高的新宠们夺得各级权力并稍事休整后,便磨刀霍霍向众生、干起“清理阶级队伍”来了。一九六八年仲春时节,我们研究室自杀身亡了一位“走资派”——党支书,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访问欧洲时,在英国买过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于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卖国主义,连气门芯也要用洋货!此人早就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一向是满嘴巴的马列主义,现在哪经得起如此委屈,于是从实验室拿了剧毒的氰化钾跑到香山上吊“双保险”自杀死了。虽然此人待我说不上友好,我仍要讲,买根气门芯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钱,没贪污一分出差费,你管得着吗?这位大不了我十岁的中年人,业务水平也确很高,加上其政治条件,如果不死一定会是第一批院士,国家如此糟蹋人才,实在可惜。室里刚死了一位“走资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位先生毕业于著名的中央大学物理系,跪在房间中央由“小将”们左右开弓抽着耳光,就像京剧“三娘教子”那样被当众耍着猴。

前面已经批斗了二个类型的代表,接着该轮到第三个代表——我这个“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经不起进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定之后即写出了离婚申请书,交待了后事——给诸位添麻烦了,不必留骨灰,此时心情倒格外平静了。当时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满布暴戾杀戮之气,防范也十分严密,我必须隐蔽些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招致提前批斗。夜深人静时我把棉被理为长条状挡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发现,先用剃须刀片(孰料断裂了)后用剪刀,在以死抗争的心态下竟一点也不痛。开始时有如听到埋在墙壁里的自来水管中潺潺的流水声,后来就糊涂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挣扎吧,把脚头的棉被蹬下了地,侥幸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厕,发现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医院。事后他们说我的右侧颈总动脉已断裂半釐米、还只剩一边连着点皮,估计是我的头无力下垂后,断裂处又被盖住了,才没有流光血液,不过到医院时已测不出血压,真是又一层的侥幸。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发妻竟然命丧黄泉。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当年她违背了父母意愿,不顾已在上海任工程师的表哥的热烈追求,毅然和我这个身无分文的摘帽右派结合,温柔细腻了我粗粝的人生,虽然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二月,这情意也弥足珍贵。新婚之夜我们曾戏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谶语成真!妻参加了当地一个受空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武斗后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权,她所在的那个中学就批斗起了这位年青的女教师,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凭鲜血淋漓仍高昂着头颅,这个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尔。掌权者这样对待她,是否也和嫁了个“老右派”有关?给妻致命一击的是物理所外调人员“出事了”的那句话: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当晚,她就跳井自尽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没有脱离险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医院的同时,立即派了组里二位要员去外调吾妻。他们从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想从我妻子那里捞点稻草。出医院后我被直接送进了“劳改队”,受到了严密看押,而且他们对我隐瞒了妻的死讯。劳改队解散时,我的老妈妈赶去北京继续守护着我。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近四十年,连小外甥女也有了,对前妻却如苏轼言“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

右派改正时,我向北大人员申明,我不要盖有陆平图章的毕业文凭。虽然我在北大连续读到毕业,毕业时成绩还不差,否则科学院怎么会要我。因为,我在北大念书时,陆平只篡夺到党委书记之职,还没有爬上校长宝座,校长仍是我入学时的老校长马寅初。他们说北大早就没了马老的图章,到哪里去办这张毕业文凭?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陆平是又一个杨述式的人物,早已抛弃了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理念,背离了北大传统,这种人的名字若出现在我的毕业文凭上,有辱我的清名。后来,他们竟然翻箱倒柜找到了当年已办好的我的毕业文凭(谢谢这些工作人员,给你们添麻烦了),上面盖的正是校长马寅初的篆刻图章,那时没发是因为我“政治”不合格。虽然盖有校长马寅初和教务长周培源图章的“北京大学记分册”上,没有“政治”这一课目。他们还说,全北大补发了那么多张右派的毕业文凭,就你一张上的“北京大学校长”是马寅初(我没核实过)。真够特殊的。就这一点说,我倒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泽东去世后三年,党允许普通百姓调动工作单位后,我要求调离了伤心之地北京,这也是母亲的意愿,妈总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满以为到一个新地方后,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业,更好地为国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区尚且处处受挫,遑论山高皇帝远的场所。我终于明白,自己头上还戴着一顶“改正右派”的帽子,虽然谁也不会明说。也许吧,在显意识的、潜意识的“路线觉悟”高的衮衮诸公看来,戴过帽子的人终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可榨取其一技之长,其余该予之物悉归善解我意之徒。在他们眼里,这些恃才傲物的家伙,强头强脑,桀骜不驯,怎会任我颐指气使,哪能用得得心应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鸟尽弓藏弃之如敝屣。别忙举出反例,反例总是有的,何况还不知道对他们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对此,杨述等人倒是可以作为一个脚注,虽然不那么全面,用数学语言说是满足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那些戴帽前并非头面人物、改正后也没有机会被首长发现的普通右派,沉于底层,地方官员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紧得多,会是什么境况?不过就我来说,是否有点过头?不肯妥协,宁折勿弯,常在不经意间就得罪了人,特别是那些被领导欣赏的卑劣小人。这些“路线觉悟”高的新贵陆续接任了我的领导,他们连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着个人私利,而且还戴着业务专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时听红学家分析林黛玉,说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经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差了,越来越差。真个是,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缘于我的“路线觉悟”太低了吧,虽多次经历过惨烈的政治运动,却总不接受教训,因而始终成不了“俊杰”。

我无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一个。写这些东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开痂皮,依然是鲜血迸流。但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坚信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决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往昔曾轰响过一个声音,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过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是么,今天,也还是需要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述就是我这个被称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经历。“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开始戴的这顶帽子好沉重呵。陷我于此种万劫不复境地的,就我个人的人格因素来说,是否渊源于北大给我的传统教育?在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下,树立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处于北大当时那样环境中那种氛围下,它们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却更见牢固,已然沦肌浃髓了。虽然那传统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吃足了苦头,但我决不后悔。固一生清贫,然拒绝苟同,且老而弥坚!“来世”是没有的,否则我仍要读北大,相信届时已恢复马寅初老校长所说的“北大精神”。◇

──本文转自第72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http://mag.epochtimes.com/074/4813.htm(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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