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一）
几年前笔者读钱钟书先生的文章《论快乐》，颇有感触。钱先生以他惯常的旁征博引、笔走龙蛇的文采，论说凡是人觉得“乐”的，必定很短暂，即“快”。于是语言里就有“快乐”这样的词汇，西方亦然。他引证说，所谓快乐，其实只是感官的刺激所得的愉悦，乃是低级的生理活动，属于动物行为。人之所以是高于动物的社会存在，是因为人有高级的精神追求。钱先生还援引西方哲人的话说，人若失去高级精神追求，只沉溺于低级本能的满足，那只不过是一头“快乐的猪”。
“快乐的猪”，这谥号很是难听。须知大多数中国人喜食猪肉，但对猪却又很蔑视。若指着人骂“你这头猪！”对方必定认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而气急败坏，而怒目相视，甚而至于拳脚相向。
猪何以被人如此不齿？事出有因。猪是被圈养的家畜，它仰人鼻息，一天到晚吃个不够，给它喂少了它就哼哼唧唧，所谓“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吃饱喝足，倒头睡觉；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它无所事事；如果没有被劁掉，恐怕它追求异性，一定很疯狂。猪最后的结局当然是被做成大菜，让人大快朵颐；所以民谚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喂肥了再杀”的话。猪被宰杀了还要遭人嘲笑：“死猪不怕开水烫”。足见猪是何等的被人所轻蔑。
人为何不蔑视毒蛇猛兽？一是不敢，二是毒蛇猛兽一天到晚自己辛苦觅食，为饱餐一顿，需拚命捕猎，敢冒生命危险，人没有理由小觑自食其力的它们；而且它们的勇猛、自由，人们还暗暗敬佩、羡慕。人也不鄙视牛马，因为虽然人役使牛马，但要仰仗它们为自己劳作，有一种伙伴关系存在；所以勤劳的农夫，倍加爱护自己的牲口。
唯独猪狗，被人鄙薄。那狗的被人鄙薄，在于它对主人摇尾乞怜，为了讨得主人的喜欢，对并不妨碍它的路人，也要狺狺而吠。在中国，“猪狗”可能是仅次于国骂的粗暴言语。
（二）
猪狗虽然被人所不齿，然而古代中国老百姓又不能不羡慕它们，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其中饱含的悲苦与辛酸，只要翻翻中国历史，就不能不为之动容。中国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太深重，遭受的杀戮太酷烈，于是不敢对人生有“妄求”。所谓“人权”，那是中国人既不敢仰视、也无法想像的东西。这甚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内容。中国人的观念里只有君权，“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共产党掌权以后，在历史传统基础之上，变本加厉地强化此种意识。共产党有“人民是国家主人”的理论，但它更多的宣传却是是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共产党是母亲，共产党给人民带来幸福。数十年如一日不绝于耳的“嗯人救星”的强势宣传，已然使谎言变为真理，人民将信将疑，甚至深信不疑。共产党奉谎言为真理，以强权垄断此种真理，迫使黎民百姓匍匐在共产党的脚下，以至于黎民百姓都以为自己是仰仗共产党的施舍过生活。
在毛泽东时代，“人性”“人权”都被列为反动，要打倒批臭。老百姓被定位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砖头、瓦片，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有道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得也要执行！”
毛泽东集中国历史上绝对的帝王专制传统和共产主义极权专制体制于一体，厉行史无前例的恐怖专政统治。卢梭抨击暴君政治说：“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孟德斯鸠揭露暴政说：“只对长官负责的专制社会必然造就普遍的虚伪。”毛泽东彻底取消民众的基本人权，要求民众当螺丝钉和砖瓦，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其实是驱使人民为他的乌托邦幻想和世界革命狂想做试验品，为此仅大跃进就饿死数千万农民。而黎民百姓迫于淫威迷于蛊惑而表现的狂热迷信，根本就是出于恐惧而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极权专制造就了盲从、愚昧和虚伪的民众。文革后期，毛为他的极权专制所涂抹的迷彩骤然剥落，于是人民的迷信和狂热退潮，代之以政治冷漠。“政治冷漠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在此环境下，马斯洛学说认为的人的高层次精神需求仍然无从满足，黎民百姓只能以追求生理需要为人生要义，在低层次的“饮食男女”上寻求宣泄，在鲁迅称之为中国人的兴趣在“脐下三寸”方面做文章。当时中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方式有“吃派”和“穿派”之分就是此种心态的反映；因为毛时代物资匮乏，“吃”与“穿”二者不可兼得，顾此失彼，因此一部分人以吃进肚子里实惠为然，一部分人以穿在身上有面子为然，各行其是，并行不悖。“螺丝钉砖瓦”的高论土崩瓦解了。
常听到有人说毛时代中国人虽然物质生活贫困，却有精神追求——，追求共产主义美好明天，有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情怀等等；砖瓦和螺丝钉乃是国家主人翁的形象表现，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化身；又有人说现如今的中国人之所以怀念毛时代，就因为那时人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心灵寄托。笔者认为，倘若把恐怖暴政为掩饰其奴役人民而进行的蛊惑宣传当作高尚的追求和寄托，无视欺骗和谎言下面的罪恶，那是十足的愚昧和麻木。康德说过：“人是一种如此高贵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毛泽东恰恰就把人民当作他的工具，不过同时他又奉送一顶“国家主人”的华而不实的帽子给人民，进而愚弄人民罢了。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人被迫做了螺丝钉和砖瓦是毛制度对人的异化，罪责在毛，那么，上述高论乃是一些人愚昧麻木已经到了以辱为荣、习非成是的境地，那真是人的不可救药的再次堕落了。这类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高论颇有社会共鸣的事实，证明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的恶辣和它的大获成功；共产党的暴力加欺骗的统治术确实使几代中国民众脱了胎换了骨，民众心灵完全扭曲，心理彻底变态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
（三）
毛时代终于成了尘封往事。中国改革开放了，共产党改弦易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虽然改弦易辙，共产党却不让人民知道它过去的所作所为，故而今日它禁锢言论照旧不遗余力，镇压民众也并不放松；只不过不再喊阶级斗争的口号罢了，——自然，没有了阶级斗争口号，共产党控制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得心应手了。
共产党的变化是从奢谈“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的。与此相应，共产党终于承认了人权，—— 人的生存权。共产党的人权是生存权高于发展权、而低于国家主权的人权。比起毛泽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进步是怎样一个概念呢？那就是中国人可以享有没有自由选举权和自由表达权的生存权了，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拥有争取“快乐的猪”的权利了。江山易变，本性难改，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只要坚持一党专制特权利益，它就不可能让人民享有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因为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把人不当人。
在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准许黎民百姓做“快乐的猪”，这真是“皇恩浩荡”，老百姓自然喜出望外，——尤其是在经历了毛泽东那令人谈虎色变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的时代。
在今日中国，人们可以追求富裕。“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可以为满足身体几个敏感部位的欲求而奋斗，将物质的享受与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哪怕你贪污受贿，或者蒙坑拐骗，或者杀人越货，只要有本事瞒天过海，不被曝光，攫得财富到手，那你就是社会精英，就是成功者。你大可以在“物欲”天地里驰骋奔突，纵横捭阖。高官大亨，特权在身，于是香车豪宅、声色犬马，天天过大年，夜夜做新郎，穷奢极欲，尽享人间富贵。流风所及，平头百姓，只要有一点固定的薪水或退休金，基本够吃够喝，而且能够被下岗工人、农民工、失业学生所羡慕眼热，那他自己就自得其乐，就沾沾自喜。笔者在公园里溜跶，见几位老者自娱自乐地唱怀旧歌曲，还互相勉励说：“要过好每一天，活得健康，活得高兴，不要自寻烦恼”；又见几位四十几岁的小公务员，很惬意地坐在茶馆的躺椅里，其中一个感叹说：“现在这么好的社会，我们要抓紧时间享受啊！不然到了六十岁，就只有去抱孙子了！”在几棵树底下，有一群中年聋哑人或坐或站，他（她）们比划着眼花缭乱的手势，脸上的表情极其丰富生动，原来是在高谈阔论，莫非也在表达同样的见解？
若是在一个公权受人民监督的民主社会，上述景象很是正常；但是在一个腐败集团垄断权力的专制社会，面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和穷奢极欲，大家不以为怪；面对国富民穷、民生多艰的不堪景象，大家也无动于衷；面对民间的苦难、民间的血泪以及种种的荒诞不经社会怪现状，大家熟视无睹，以为与己无关，那恐怕就不是正常社会应有的景象了。因为“良心是社会的最后岗哨”，这岗哨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能够成为有房有车有二奶的“快乐的猪”的中国人是很少数，即使加上那些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的民众，恐怕也只占中国人的一半。还有大量的下岗者、农民工、青年无业者和失业者、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呢。这个数量庞大的处于社会另一极的民众，其中的大多数也还是梦寐以求能够成为“快乐的猪”；民众素质低或许是一个原因，但这种素质也是愚民政策的成果。在信息封锁、传媒欺瞒、特权利益集团高效率的镇压和物质主义的夹攻下，民众的视野只能注目于此。
看！争当“快乐的猪”，已然是当今中国人的共识。当今一些中国人嘴上也并非不讲“精神享受”，白领人士在鸟巢里观看一场奥运球赛，知识精英在国家大剧院里聆听一场宋祖英歌唱会，就以为是高级精神享受。然而究其实，那还是身体几个感官部位得到快乐刺激而已，不脱声色犬马的窠臼；加之涉足那些场合，等于展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面子得到极大满足，仅此而已。这与精神追求，与马斯洛学说认为人除了有生理的需要之外，还有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尊、尊他、被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啻十万八千里。
“快乐的猪”有福了，但是，中华民族却危险了。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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