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日讯】奴民意识始终阴魂不散
去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的一篇文章《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轰动全国，内地各大博客和留言板纷纷转载，舆论讨论甚殷。据各方资料显示，有一天，当杨教授上《古代汉语》课时，他借题放论，以古通今，针砭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今中国政府（具体内容不详）。台下两位女大学生听后很不服气，愤然指斥杨教授，眼泛泪光。杨教授说同学有决定选课与否的充分自由，假如有同学不满意他的授课内容或方式，可以不上他的课。然而，那两位女学生觉得杨教授败坏学风，经当面申诉后仍不得要领，于是在课后就走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毅然告发杨教授。
不用笔者多言，相信读者已清楚谁是谁非。当一位知识人、一位大学教授，眼见被他亲自栽培的学生真挚愤慨，含泪告发，把自己说成是“反革命”（现在换了个名词，叫做危害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依旧不变）──而不是被装扮成学生的卧底特务人员打小报告捅出来──那种滋味绝非光用苦涩就足以形容。经年累月，点滴积累，更可能会酝酿出对人性的绝望和对自我的否定。身处二○○八年，距离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年，这种从瑞金土改、延安整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到文革，一路下来始终如一的斗人、整人的奴民意识，一直阴魂不散，真不知改了什么、革了什么。党化、奴化的劣质教育，继续毒害着中国莘莘学子，剥夺着教授的教学自主和言论自由。有人还要奢谈什么和平崛起，纯粹是亵渎文明，本末倒置，自欺欺人。
毕竟，杨教授事件让笔者回忆起两件往事，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
“中共是无照经营的非法组织”
五年前，在某个寒冷的冬天里，北京下着小雪，天色渐暗，未至漆黑。我跻身在某大学一个没有灯光的房间里，站的坐的全是学生，全都为了听某位教授的演讲。他幽默潇洒又语带机锋。他问：根据中国法律，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学生议论纷纷。是企业法人或社会团体？非也，因为共产党没有营业执照。政党？非也，因为中国没有政党法，于法无据。因此，他下了以下结论：共产党是无照经营的非法组织！此语一出，全场掌声雷动，达十数秒之久，更有人起立鼓掌，好像把他们心中憋了多年的郁结点破了。那种淋漓的正气和快意，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回头一看，发觉后排约有两位理平头、不像学生的成熟男士沉默不语，环顾四周。究竟是学生有屈难伸，抑或是秘密警察计划打小报告，不得而知。这位教授目前还在校，知情人自可到校旁听。
又在若干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台湾宝岛下着黄梅雨，烟雨濛濛，晨光曦微。当年，我听了一场演讲。那位教授是“圈圈光”的学生（喔，我忘记了，现在台湾已不需像内地网民说“圈圈功”之类的“圈圈话”了），说他以前上殷海光老师的课，教室后排偶有数名特务。有一次，殷老师演绎阿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他说：大前提是凡人都会死，小前提是蒋介石是人，因此结论只得一个──蒋介石会死。这样才叫有效论证，还反复叨念着蒋介石会死。特务听后，不是味儿，觉得那是亵渎伟大领袖，立即回去打小报告，导致当时国民党威权政府加强打压殷教授，直到他去职离世。
回想起来，杨教授事件跟这两件小事有不少雷同之处（最显着的不同是这类事件早已绝迹台湾，但仍在大陆出现）。当学生有正气和勇气，崇尚理性，包容异见，以斗人、整人为耻，专制社会才会透露出半丝自由曙光。如果学生变身成革命卫士、秘密警察，以又红又专、血腥整人为荣，崇尚“敌立我不立”的“消灭式”二极思维，那么国家还有希望吗？
奴化教育发端于毛泽东
内地的奴化教育，发端自毛主义，集大成于毛语录。翻开毛语录，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斑斑血迹。一个小孩，十几年教育下来，恍惚只知道世界上只有对和错、正和邪、敌和我，然后被训练将人事定性，唯党意、领导是瞻；竟然不知道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否则不会产生诸如“杨教授把观点强加给学生”的稻草人谬误、“警察立案，说明问题不小”的诉诸权威谬误、“老师有言论自由，学生也有举报自由”的偷换概念谬误），竟然不理解“不知道”（谦虚）和“无所谓”（宽容）这两种在对与错之外的可能性，更未领会凭知识、良心和勇气来检验党意、民意、领导、政府和文化的必要性。这正是内地奴化教育最失败之处，也是触发杨教授事件的深层文化原因。或许有一天，当我们看到内地学子学好逻辑，说出以下三段论的结论来，那么国家就有希望了：大前提是任何政权都会有倒台的一天，小前提是中共是一个政权，恭请大家高声说出那个必然的结论吧。问题是：他们敢说吗？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转自《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